南朝的总集编纂与文学观念之辨——兼论《文选》与《弘明集》的选录理念

刘玉叶

引用本文: 刘玉叶. 南朝的总集编纂与文学观念之辨——兼论《文选》与《弘明集》的选录理念[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8(4): 82-88.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4.012

南朝的总集编纂与文学观念之辨——兼论《文选》与《弘明集》的选录理念

  • 中图分类号: I206.2;K062

Discrimination of anthology compilation thought and literary ideas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On the ideals of selection of Selected Works and A Collection of Hongming's Works

  • Received Date: 2017-05-02
    Available Online: 2017-08-15

    CLC number: I206.2;K062

  • 摘要: 总集编纂兴起于六朝,后世论者多以《文选》为总集编纂的代表之作,这主要是因为《文选》较为明确地提出了编选体例与标准,其提出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被认为是当时文学的主流标准,被作为文学自觉、纯文学产生的标志性论述。《文选》的选录标准一是范围限于集部,二是若作品超出集部范围,必须要富有文采、有娱人情性之效果。后世将《文选》称作"辞章之圭臬,集部之准绳",其重辨体、重文采的选录标准也成为后世编纂总集的基本要求。而当时另一部佛教典籍总集《弘明集》,却提出了与《文选》截然不同的选文理念。《弘明集》的选录标准相当宽泛,只要内容有益佛、法、僧三宝,则无论篇幅文体,均予以收录;语言只要朴实无华,也予以收录。这与编者旨在弘道明教的编纂目的有关。《文选》与《弘明集》一"文"一"笔",这表明南朝总集编纂并非只收诗赋,而是有丰富复杂的样貌。
    1. [1]

      魏征,颜师古,孔颖达,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2. [2]

      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3. [3]

      杜宝.大业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1:9.

    4. [4]

      姚思廉.梁书[M].台北:鼎文書局,1990.

    5. [5]

      徐陵.玉台新咏[M].成都:成都古籍书店影印本,1976:2.

    6. [6]

      萧统.文选[M].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3.

    7. [7]

      章学诚.文史通义[M].叶瑛,注解.北京:中华书局,2004:81.

    8. [8]

      僧祐.弘明集校笺[M].李小荣,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9. [9]

      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68.

    10. [10]

      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655.

    11. [11]

      李延寿.北史[M].台北:鼎文书局,1981:1063.

    12. [12]

      阮元.研经室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608.

    13. [13]

      章太炎.章太炎学术史论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45.

    14. [14]

      刘师培.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83.

    15. [15]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262.

    16. [16]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294.

    17. [17]

      萧统.昭明太子集校注[M].俞绍初,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245.

    18. [18]

      李飞.六朝目录学新变对文体辨析的消极影响——以"文笔说"为例[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115.

    19. [19]

      严可均.全三国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89.

    20. [20]

      道宣.广弘明集[M].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3:331.

    21. [21]

      僧祐.出三藏记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5.

    22. [22]

      道宣.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8:82.

    23. [23]

      木村英一.慧远研究之遗文篇[M].东京:创文社,1960.

    24. [24]

      释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3.

    25. [25]

      道宣.续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4.

    26. [26]

      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707.

    27. [27]

      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2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3:755.

  • 加载中
计量
  • PDF下载量:  85
  • 文章访问数:  1036
  • 引证文献数: 0
文章相关
  • 收稿日期:  2017-05-02
  • 刊出日期:  2017-08-15
通讯作者: 陈斌, bchen63@163.com
  • 1. 

    沈阳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沈阳 110142

  1. 本站搜索
  2. 百度学术搜索
  3. 万方数据库搜索
  4. CNKI搜索

南朝的总集编纂与文学观念之辨——兼论《文选》与《弘明集》的选录理念

  • 1.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 北京 100872;
  • 2.郑州大学 文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 总集编纂兴起于六朝,后世论者多以《文选》为总集编纂的代表之作,这主要是因为《文选》较为明确地提出了编选体例与标准,其提出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被认为是当时文学的主流标准,被作为文学自觉、纯文学产生的标志性论述。《文选》的选录标准一是范围限于集部,二是若作品超出集部范围,必须要富有文采、有娱人情性之效果。后世将《文选》称作"辞章之圭臬,集部之准绳",其重辨体、重文采的选录标准也成为后世编纂总集的基本要求。而当时另一部佛教典籍总集《弘明集》,却提出了与《文选》截然不同的选文理念。《弘明集》的选录标准相当宽泛,只要内容有益佛、法、僧三宝,则无论篇幅文体,均予以收录;语言只要朴实无华,也予以收录。这与编者旨在弘道明教的编纂目的有关。《文选》与《弘明集》一"文"一"笔",这表明南朝总集编纂并非只收诗赋,而是有丰富复杂的样貌。


参考文献 (27)

目录

/

返回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