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 23卷 第1期

学习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
中国共产党百年视域下的“两个确立”
薛庆超
2022, 23(1): 1-12. doi: 10.12186/2022.01.001
摘要: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在要求和历史逻辑,选择并确立众望所归的领导人在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确立毛泽东的核心地位,赢得了中国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确立了邓小平的核心地位,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确立了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两个确立"的重大论断,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论断意义重大,为百年大党砥砺前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重要基石。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
中国共产党百年斗争史的回望与启示
张雪琴, 康依宁
2022, 23(1): 13-19. doi: 10.12186/2022.01.002
摘要:
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为线索,可以将党的百年斗争史划分为四个时期:以武装斗争为主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物质生产斗争为主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与落后生产力斗争为核心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全面从严治党为引领的斗争新时代。党的百年斗争史印证了百年大党的发展、壮大和成就来之不易,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具有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从中亦可看出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的人民立场,揭示了"道路曲折、前途光明"是党百年斗争的基本规律,昭示未来唯有增强斗争意识、提升斗争本领,才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百年大党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经验与启示
刘甲星
2022, 23(1): 20-26,108. doi: 10.12186/2022.01.003
摘要: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着进行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双重使命,一部百年党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推动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协调互动的历史。百年征程波澜壮阔,我们党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伟大历史性成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建树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应深刻总结党百年来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历史经验,继续围绕重大时代课题开展自我革命;坚持依法依规治党,推动全面依法治国;革新领导国家治理方式,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规范党员干部生活方式,引领社会新风尚,在治党与治国良性互动中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哲学
博士论文:马克思世界观转向的逻辑开端
聂海杰, 黄明睿
2022, 23(1): 27-35. doi: 10.12186/2022.01.004
摘要:
从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整体逻辑进程看,博士论文对马克思的世界观转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大学时期,马克思遭遇了旧哲学将"应有之物"与"现有之物"截然对立的难题,陷入了无法克服的"世界观危机"之中。在博士论文及其准备性材料《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马克思对该难题进行了深入求解,确立了将"哲学的世界化"与"世界的哲学化"有机统一的哲学观。这一成果不仅使得马克思走出了"世界观危机",而且为其从《莱茵报》到《德法年鉴》所实现的世界观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一,马克思摒弃了将"感性世界"视为"假象世界"的"柏拉图主义信条",截然相反地承认"感性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为其世界观转向奠定了存在论前提;其二,马克思深刻把握住了"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的矛盾关系,并对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及其辩证转化作了深入剖析,为其世界观转向奠定了方法论根据;其三,马克思追溯了造成"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二者矛盾关系的根源,并将消除根源、解决矛盾的方法诉诸主体的抗争,为其世界观转向奠定了价值观支撑。在此意义上,博士论文构成马克思世界观转向的逻辑开端。
新时代大学生奋斗观的异化及其消解
田茹梦, 李明桂
2022, 23(1): 36-41. doi: 10.12186/2022.01.005
摘要:
当前部分大学生的奋斗观存在着异化的不良倾向,表现为:沉迷伪奋斗、痴迷"丧文化"、耽溺利己化、沉沦无为化等。导致部分大学生奋斗观异化的原因有大学生自身认知偏差、家庭教育缺失、部分高校育人效果欠佳、社会不良风气影响和西方不良思潮侵蚀等。针对这些问题,应从学生重视奋斗价值,家庭创造良好氛围,学校构建协同育人机制,社会强化舆论引导,以及政府给予政策支持等方面,加强大学生奋斗观的培育。
公共管理
新乡贤的类型学划分及其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田丰韶, 陈茜
2022, 23(1): 42-49. doi: 10.12186/2022.01.006
摘要:
乡贤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介于官府和民众之间的特有阶层,是传统社会治理乡村的主要力量。新乡贤是对传统乡贤的继承和发展,是在传统乡贤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的知识、技能和新的文化视野衍生出来的一个新群体。新乡贤拥有情感-关系型社会资本,是基层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中的一元,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有效力量。依据是否在场,可以将新乡贤划分为在场新乡贤和不在场新乡贤两种类型;再根据是否被组织吸纳,又可将新乡贤群体划分为四个类型,即在场-组织吸纳型新乡贤、在场-非组织吸纳型新乡贤、不在场-组织吸纳型新乡贤、不在场-非组织吸纳型新乡贤。对不同类型的新乡贤,应构建不同的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制定不同的参与路径。
网络直播主体信用问题及其治理——基于三维信用理论视角
孙端, 顾敏康
2022, 23(1): 50-57. doi: 10.12186/2022.01.007
摘要:
网络直播主体信用关乎网络直播行业的发展,是网络直播治理的重要内容。依据三维信用理论,发现网络直播主体失信、违规、违约等行为已经成为我国网络直播行业信用建设的突出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网络直播行业的健康发展。网络直播主体缺乏诚信素质、漠视社会规范、轻视经济交易规则,是其信用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网络直播主体信用治理应采用教育手段,提高网络直播主体诚信度、合规度和践约度;采用经济手段,提高网络直播主体的失信、违规、违约经济成本;采用法律手段,加大对网络直播主体的失信、违规、违约惩处力度;采用技术手段,有效监管网络直播主体的失信、违规、违约行为。
法学·毒品治理
新精神活性物质法律管制的困境与出路
石经海, 赵戈
2022, 23(1): 58-70. doi: 10.12186/2022.01.008
摘要:
新精神活性物质作为不法分子为规避毒品列管制度所作出的有意设计,因其翻新速度快、隐蔽性强等特征而与传统毒品的产生与性质存在显著差异。面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问题,虽然我国采取了对策性的管制策略,但其仍然是传统列管手段的沿袭,并未与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特性相兼容,导致在司法适用上已难以满足打击与审判需要,以及在合法性、明确性、有效性等方面存在相当不足。为有效实现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法律管制,应在坚守罪刑法定原则明确性要求的前提下,适当借鉴域外毒品列管的探索经验,构建以授权正当性为保障、以规范毒品内涵为基础、以毒品科学分级为主线、以快速与临时列管为补充的管制制度。
我国毒品问题治理政策的回顾与展望——以毒品治理现代化为基点
苏青
2022, 23(1): 71-81. doi: 10.12186/2022.01.009
摘要:
我国毒品问题治理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运动式禁毒、改革开放后"打""管"式禁毒、《禁毒法》实施后毒品治理法治化、新时代毒品治理现代化共四个阶段。虽然毒品治理已取得一定的成效,可是并未从根本上扭转严峻的毒品治理情势。目前我国毒品治理政策还存在"六全"毒品治理政策体系未完全形成、重刑治毒刑事政策的长效性治理效果有限、毒品治理政策效果的评估标准有待完善等问题。建议从政策体系化、处罚理性化、评估标准化三个方面,即完善"六全"毒品治理政策体系、将"依法严厉惩治"政策转化为"严格执法,依法打击"、细化毒品治理政策效果的评估标准,以实现毒品问题治理现代化。
政治学
网络舆论“伪政治”传播的特征与风险
张爱军, 杨丹妮
2022, 23(1): 82-90. doi: 10.12186/2022.01.010
摘要:
网络舆论存在政治化倾向,并在其政治化过程中产生"伪政治"现象。"伪政治"与"政治"存在概念边界、行为边界、权力边界、意识形态边界和民主边界。网络舆论"伪政治"传播通过技术伪装、权利利己、情感渗透、用户裂变生成;具有舆论主体的泛在性、舆论客体的底层性、舆论内容的标签性、舆论形式的复杂性特征,存在伪认知、伪行为、伪信任、伪身份等风险。政府、公众、平台需要以数字化技术规制伪认知,实现"政治"、防止"伪政治",以维护网络空间合理化的传播秩序。
复合式代表:农村基层协商中代表权有效实现的主体基础——以F镇的实践为例
侣传振
2022, 23(1): 91-100. doi: 10.12186/2022.01.011
摘要:
受时间、规模等因素影响,基层需要通过代表进行协商,因此,如何在民众不在场的情况下保障其利益或意见得到真实表达成为基层协商代表权有效实现的关键。目前,西方国家的抽样代表和我国的指定代表因各种弊端而难以促进基层协商代表权的有效实现,导致协商民主的合法性遭受质疑。F镇分层抽样产生的复合式代表,是由具有不同利益或意见的代表组成的,可以将代表的产生机制、行为机制、责任机制和转化机制嵌入到协商循环系统之中,共同促进基层协商代表权的有效实现。复合式代表是本土化的有益探索,对推动协商系统理论发展与回应西方对中国"协商式权威主义"偏见具有重要价值,但还需在注重群体内部差异、协商内在排斥、代表问责和协商结果具体转化机制方面继续探索。
经济与管理
家庭支持型领导与员工工作场所越轨行为: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和性别的调节作用
闫艳玲, 杨倩, 金山
2022, 23(1): 101-108. doi: 10.12186/2022.01.012
摘要:
员工工作场所越轨行为不仅对个体身心造成伤害,也会让企业蒙受巨大损失,明确员工工作场所越轨行为的诱发因素和生成机制,将为有效治理奠定基础。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探讨家庭支持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场所越轨行为的影响机制与边界条件,以286份有效样本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家庭支持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场所越轨行为有负向影响,道德推脱在家庭支持型领导与员工工作场所越轨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性别在家庭支持型领导与员工道德推脱之间起调节作用,家庭支持型领导对男性员工道德推脱的负向影响更大。该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丰富家庭支持型领导的研究,也可以为组织预防与治理工作场所越轨行为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