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 18卷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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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
习近平世界责任思想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储著源
2017, 18(4): 1-7.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4.001
摘要:
世界责任问题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必须科学解答的重大时代课题。围绕着这一课题,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国向国际社会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一是明确了世界责任目标:人类持久和平、世界共同发展,国际社会和谐安宁、世界人民生活富足;二是阐发了世界责任理念:和谐共生、命运与共,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亲诚惠容、真实亲诚,人文情怀、民心相通;三是提出了世界各国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公平正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商、共建、共享的共事原则,妥善有效管控分歧,增加积极因素、排除消极因素的协作交流原则;四是指出了履行世界责任的现实路径:文化交融互鉴、科技培训、援助援建、发展战略对接、搭建多边合作平台和民间交流平台、建设"一带一路"、立足中国梦倡导世界梦。习近平世界责任思想意义重大,它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阐发了世界责任伦理准则,强调了履行世界责任的主体和受益者是世界人民,凸显了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责任问题上的全人类立场和大公无私的责任意识,让世界人民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科学性、价值性和革命性,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世界责任问题上的主动性与自觉性。
以人为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价值诉求
周香勤
2017, 18(4): 8-15,96.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4.002
摘要:
以人为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的基本价值诉求。1)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以人为本价值诉求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巨大建设成就的取得,为保障人民群众利益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支撑;2)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是以人为本价值诉求的政治保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有力地确保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3)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是以人为本价值诉求的精神动力: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很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4)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是以人为本价值诉求的社会基础:通过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不断加强和改善民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为践行以为人本理念提供了良好社会基础;5)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是以人为本价值诉求的生态要求: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为治理环境采取了大量措施,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法规和政策体系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为践行以人为本理念提供了良好生态环境。
治国理政视域下党的意识形态认同研究
陈婷, 曹亚雄
2017, 18(4): 16-21.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4.003
摘要:
基于从古至今意识形态认同在管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引领和整合功能,尤其是致力于深入广大城乡,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使党的理论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认同。在国内外多元意识形态冲击的复杂背景下,强化党的意识形态认同,不仅要求人们在理论上信服,而且要在现实生活中去践行其价值追求,克服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充分发挥好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稳定器和民族黏合剂的功能与作用。治国理政视域下要实现党的意识形态认同,必须掌握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奠定好党的意识形态物质基础,促进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坚定党的意识形态目标。
伦理学
儒家人格养成方法的内涵、特征与现代启示
魏冰娥, 任丑
2017, 18(4): 22-27.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4.004
摘要:
儒家人格养成的方法,以潜移默化法、寓教于乐法和践行法最具代表性。潜移默化法将主体置身于其所处的生活环境,通过榜样的言传身教和社会的善美习熏滋养主体人格;寓教于乐法通过对乐教情境的设置与感染,激发主体的情感共鸣,以温情愉悦的方式促使主体人格的形成;践行法主张主体通过生活实践中的习之行为成就主体人格。儒家人格养成方法与我国现有人格教育方法有所不同:一是前者多以隐性方式将人格教育理念和方法内化于主体,后者大多以显性方式将人格教育理论灌输于主体;二是前者主张教养结合,强调在生活实践中成就人格,后者突出教而较少注重养,较少关注生活实践;三是前者主张情、理、乐三者的结合,合情合理又愉悦地养成人格,后者更多的是以知识讲授的方式培养人格;四是前者在重视人格理论教育的同时,更加彰显践行的重要,后者较多关注人格理论说教,相对忽视了主体对理论之知的践行;五是前者更为关切环境对主体人格养成的习熏,后者更多地仅限于学校的课堂教育。因此,汲取儒家人格养成方法之长,以完善现有人格教育体系十分必要。
《曾国藩家书》中的道德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张雪琴
2017, 18(4): 28-36.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4.005
摘要:
现代性危机导致道德教化式微,进而造成当下社会道德不彰、家风不淳、官风不正、世风日下。《曾国藩家书》蕴含着丰富的修身、治学、齐家、为官的道理:修身之德贵在恪守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四守则;治学之德贵在不求功名富贵而求诚正修齐;齐家之德贵在孝悌、勤俭与睦邻;为官理政之德贵在清、慎、勤。曾国藩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法、榜样教育法、自我教育法、隐性教育法和因材施教法,很好地解决了子弟的立德问题。曾国藩的道德教化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它有助于化解人与社会的现代性危机,纠正功利主义教育观的偏差,以良好家风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以官德修养根治腐败。
经济与管理
创新生态系统研究述评与展望
张省, 袭讯
2017, 18(4): 37-47.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4.006
摘要:
梳理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相关文献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于创新生态系统的定义虽尚未达成统一的认识,但彼此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将创新生态系统的特征归纳为多样性共生、自组织演化、开放式协同三个方面,结合生态位理论解释了系统中要素的功能,将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机制总结为自下而上的自发形成机制和自上而下的引导形成机制,并以时间度量为基准对创新生态系统的演进路径进行了划分。梳理中观区域层面和微观创新主体层面对创新生态系统的实证研究发现:已有研究对政府在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与演进中的作用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提供和政府政策制定两个方面;而在未来的研究中,创业教育平台构建、创新文化培育和创新主体联动更值得深入研究。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绿色发展道路探讨
王颖, 何况
2017, 18(4): 48-53.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4.007
摘要: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理念作为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新思路。但是目前政府引领绿色发展中的职能发挥尚不充分,企业缺乏绿色发展动力,公众绿色消费理念淡薄。要促进中国经济的绿色发展,政府应做好绿色发展道路顶层设计,明确建设生态型政府的角色担当,加大对绿色发展的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健全有助于推动绿色发展的法律法规;企业应制定绿色发展战略,树立绿色生产观,加大绿色生产技术创新力度,制定绿色营销策略;公民应培养绿色消费习惯,实现"负责任地消费","倒逼"商品和服务供给的绿色化,从而促进绿色市场、绿色生产的形成。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影响与趋势
谢浩
2017, 18(4): 54-62.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4.008
摘要:
经济全球化是不是一个中性概念?这一问题是国内外学者界定经济全球化概念的一个重要分歧。无论是从沃勒斯坦所说的"长的16世纪"算起,还是从布罗代尔所说的文艺复兴时期算起,经济全球化的历史都折射出了强烈的资本主义色彩。然而,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此起彼伏的过程,呈现出全球经济走向深度一体化的趋势。因此,当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与作为总的过程和趋势的中性的经济全球化是并行不悖的。这个也更能解释为何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两面性: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在促进全球繁荣的同时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来消极影响,产生两极分化。社会主义中国参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必须妥善处理好全球化中政府和市场两股力量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政府的市场增进功能,既要优化市场环境吸引资本,为我所用;又要优化政府职能驾驭资本,避免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当下,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主要方向仍然是自身发展,通过强化民生体验抵销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增强中国的全球化福利。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全球化应该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过程。通过参与方式的改变,在一个十分漫长的时间里完成由"世界之中国"到"中国之世界"的转变。
智能制造对我国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阮小雪
2017, 18(4): 63-69.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4.009
摘要:
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信息产业是我国智能制造的主要应用领域。智能制造对我国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推动产业链上劳动力转移;二是在减少一些工作岗位的同时会创造许多新的工作岗位,从而催生全新的就业机会;三是对劳动力素质提出新的要求。借鉴德国应对"工业4.0"经验,为应对智能制造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我国企业应加大技能型劳动力的培养力度,吸引高端人才,鼓励创新;教育机构应创新职业技术培养模式,更加注重智能制造所需技能的培训;政府部门应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大力支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营造良好的自主创业环境。
从价值学说看实体经济的虚拟化
冯宸
2017, 18(4): 70-74.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4.010
摘要:
虚拟财富不同于过去我们对于一般财富的定义,又与通常我们所说的数字化的财产、非实体化的财产形式如网络游戏空间中存在的财物不同,它是指股票、债券、票据、金融衍生品等各种在金融市场交易的金融产品。使用、占有的权利并不是所有权即财产性权益的核心,真正构成财产性权益核心的是自由(任意)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利。一切财产权利得以实现的关键是交易的可实现性。如果说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体,那么虚拟财产就是可增值性与价值的统一体。实体经济虚拟化在当下无疑会给衰弱的实体经济注入活力,然而虚拟经济的高涨会导致实体经济的资本流出,同时使得整个经济被资产价格高度绑架。
文学
中国古诗中的春节习俗文化研究
李欣
2017, 18(4): 75-81.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4.011
摘要:
春节习俗如扫尘、祭祖、饮岁酒、放爆竹、除夕守岁、贴春联、拜年等活动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和美好记忆。古往今来,这些春节习俗被写入诗词,广为流传。这些年俗诗或生动形象、客观真实地记录春节习俗文化;或表达新年人们迎新的欢喜心情和阖家团圆的伦理亲情;或感叹时光易逝,抒发人生感慨。时至今日,春节习俗文化已成为中华儿女共同的乡愁,在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中传承春节习俗文化,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延续,也是在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
南朝的总集编纂与文学观念之辨——兼论《文选》与《弘明集》的选录理念
刘玉叶
2017, 18(4): 82-88.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4.012
摘要:
总集编纂兴起于六朝,后世论者多以《文选》为总集编纂的代表之作,这主要是因为《文选》较为明确地提出了编选体例与标准,其提出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被认为是当时文学的主流标准,被作为文学自觉、纯文学产生的标志性论述。《文选》的选录标准一是范围限于集部,二是若作品超出集部范围,必须要富有文采、有娱人情性之效果。后世将《文选》称作"辞章之圭臬,集部之准绳",其重辨体、重文采的选录标准也成为后世编纂总集的基本要求。而当时另一部佛教典籍总集《弘明集》,却提出了与《文选》截然不同的选文理念。《弘明集》的选录标准相当宽泛,只要内容有益佛、法、僧三宝,则无论篇幅文体,均予以收录;语言只要朴实无华,也予以收录。这与编者旨在弘道明教的编纂目的有关。《文选》与《弘明集》一"文"一"笔",这表明南朝总集编纂并非只收诗赋,而是有丰富复杂的样貌。
善恶失衡的世界——《欧奴诺可》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郑伟
2017, 18(4): 89-96.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4.013
摘要:
近代早期英国著名女作家阿芙拉·班恩的小说《欧奴诺可》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善恶失衡的世界图景。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看,小说借助于欧奴诺可这个深陷伦理悖论的角色塑造,向我们描绘了查理二世时期英国资产阶级的野蛮和罪恶。在金钱的刺激下,他们血脉中的盎格鲁-撒克逊野蛮因子被唤醒,最终失去人性而变得与兽类无异。这部作品告诉人们:如果人类的意志不加控制,最终唤醒的只能是人性中的残忍一面,而绝不是什么"自由的伦理"。此时资产阶级刚刚确立其统治地位,而班恩却从伦理层面对尚处于上升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展开批判,发人深省,这是该小说的进步意义之所在。
法学
污点证人制度浅析——以贿赂犯罪为视角
董书雅
2017, 18(4): 97-102.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4.014
摘要:
当前,随着我国贿赂犯罪主体的扩大化、手段的多样化,贿赂犯罪类案件呈现出明显的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特征。贿赂犯罪证据的取得与固定、案件侦查等难度越来越大,而污点证人制度对有效提取贿赂犯罪证据、提升证据稳定性,从内部攻破贿赂犯罪堡垒、提高成案几率等,都有重要作用。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款,为司法实践中污点证人作证制度的构建提供了法律支撑。在我国反腐败力度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构建有限罪行豁免,由人民检察院启动、人民法院决定适用与否,并辅以相应措施的贿赂犯罪污点证人制度显得非常必要。
我国婚姻家庭法的独特性及其对法学人才培养的启示
杜启顺
2017, 18(4): 103-108.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4.015
摘要:
我国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中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人才、德法兼修的法律人才、具有综合能力的法律人才。婚姻家庭法的独特性在于:伦理性突出,公权力干预趋于深入;注重维护家庭稳定,保护弱势成员权益;诉讼程序由一般审判转入家事审判。这对于当今我国法学人才培养有重要的启示:要凸显伦理性,将道德教育与法学教育相结合;注重人文精神培养,注意将法律的司法功能与社会功能相结合;回应社会关切,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