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 19卷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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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专题
为什么是十月革命而不是七月革命?——驳考茨基的社会主义“早产论”
余斌
2018, 19(4): 1-8.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4.001
摘要:
关于十月革命的发生,考茨基提出了社会主义“早产论”。其实,考茨基所说的“早产”,是指俄国的社会主义早产,并不是社会主义早产。如果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理,对十月革命从酝酿到发生进行总体性的回溯,发现从1917年4月列宁回到俄国到十月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列宁按照“多数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民主革命原则,一步步地推进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每一步都坚实有力,根本不存在俄国社会主义早产的问题,更谈不上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早产问题,而是恰恰相反:十月革命向俄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论十月革命的三大合理性
张伟
2018, 19(4): 9-15.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4.002
摘要:
关于十月革命的争论,其焦点主要是指向十月革命是否可能发生、必然发生、应该发生这三个存在某种递进关系的问题。其实,十月革命的发生有其内在的理论合理性、历史合理性和政治合理性:(1)从理论上说,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已经为十月革命的发生准备了充分的物质存在条件,十月革命的发生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指向相符合,从而具有理论合理性;(2)从历史上说,十月革命的爆发是当时俄国各种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其领导权之所以落在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肩上,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真正代表了当时俄国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并采取了适应群众要求的纲领、策略和行动,它符合俄国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从而具有历史合理性;(3)从政治上说,十月革命开创了一种公平公正、使人能够自由发展的社会制度,促进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殖民体系的瓦解,迫使资本主义进行某些改良,从而具有政治合理性。
苏联解体的历史虚无主义之因
陈宏滨, 赵娜
2018, 19(4): 16-24.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4.003
摘要:
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历史虚无主义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苏联解体中,历史虚无主义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历史虚无主义者全盘否定包括十月革命在内的苏共历史,通过各种手段全盘否定斯大林,抹黑苏共创始人列宁。他们通过瓦解主流意识形态扰乱人们的思想,通过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们的价值追求,通过质疑共产主义信仰动摇人们的精神支柱。推动苏联解体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支持力量主要有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推行改革“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西方“和平演变”反动势力等。当然,对苏联解体的最后一击是由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叶利钦完成的。苏联历史虚无主义者推动苏共变色、苏联解体蓄谋已久。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
论中国共产党新时代制度创新的逻辑体系
吴永辉
2018, 19(4): 25-34.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4.004
摘要:
制度创新是继理论创新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保持活力的又一关键。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制度创新的总目标,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作为制度创新的两大主线,把执政党建设、国家治理和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作为制度创新的三大领域,把人民立场、精准务实、立破并举、统筹有序作为制度创新的四大原则,把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为党在新时代制度创新的五大着力点。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实践,对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新时代统一战线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路径探析——以阶级分析为视角
聂庆彬
2018, 19(4): 35-42.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4.005
摘要:
我们党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统一战线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重要法宝。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我国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标准(即经济标准),新的社会阶层不同群体大致可分为资产者、工人和中间阶层。阶级意识的阶级性和层次性为统一战线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提供了必要性;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工人或“准工人”大部分在党外,为统一战线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个人经济属性与政治属性的内在间距为作为政治联盟的统一战线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提供了理论可能性。统一战线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路径:一是要加强对资产者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服务引导管理,依法治理各种削弱党的阶级基础的行为,依法规范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行为;二是要维护工人阶级利益,加强“两新”组织党建,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提高工人的政治自觉。
新时代背景下提高基层党支部实效性建设路径探讨
许艳林
2018, 19(4): 43-48.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4.006
摘要:
基层党支部是党的全部工作和党的战斗力的基础,是直接对党员进行教育和管理的基层组织。目前基层党支部建设中存在的党员入党后的继续教育与管理松懈,党的组织生活不严肃、不规范,党员激励与评价机制乏力,党务干部的工作缺乏活力与创新,以及党支部工作考核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削弱了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提高基层党支部素质,改变基层党支部面貌,可以通过加强实效性建设予以改进和解决。提高基层党支部建设实效性的基本路径有三条:一是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通过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支部,优化组织模式,常态化驱动党支部实效性建设;二是通过精准选配带头人,坚持集体领导,强化党员教育管理,长效化推进党支部实效性建设;三是通过建立健全效能评估体系,严格量化考核,制度化规范党支部实效性建设。
哲学
论康德的先验时空观及其历史地位
彭小伟
2018, 19(4): 49-56.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4.007
摘要:
与传统自然哲学意义上的时空观不同,康德的先验时空观第一次将时间和空间范畴引入了认识论,认为时间和空间并非自在之物的属性,而是先天的感性形式(纯直观形式),是主体的一种感受能力,属于意识的主观结构。时间属于内感官的直观形式,而空间则是外感官的直观形式;空间是一切外直观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而时间则是一切直观(包括外直观和内直观)得以可能的必然前提。康德的先验时空观,既是对传统时空观的汇总,也是对近代时空理论的进一步阐发,无论是海德格尔的时空观还是德勒兹的时空观,它们都在某种意义上继承和发展了康德的先验时空观:或从时间性的维度阐发存在,或从先验的向度充实意识。在此意义上,康德的先验时空观无疑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上承牛顿和莱布尼兹的时空观,下启海德格尔和德勒兹的时空观,因而在西方时空观念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地位。
休谟自然主义的两个面向
张连富
2018, 19(4): 57-64.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4.008
摘要:
虽然现代学术界基本上把休谟哲学解读为一种建设性的自然主义,但是它里面所包含的深刻的怀疑主义也给研究者带来了困难。如何理解休谟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与怀疑主义之间的关系,成了休谟哲学之谜。正确理解休谟哲学的关键在于:首先要把它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根据其贯彻始终的自然主义动机可以称之为“自然主义”;其次要把它内蕴的怀疑主义看作与自然主义相对立的另一个面向。自然主义和怀疑主义分别构成休谟哲学的两个面向。
经济与管理
文化折扣还是文化增值?——文化多元倾向的多维效应分析
李光明, 王蒙蒙
2018, 19(4): 65-72.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4.009
摘要:
文化产品在跨文化市场贸易中存在着文化折扣和文化增值现象,这种现象直接影响文化产品的国际市场开拓。基于态度的认知情感相符理论和感知价值理论,构建消费者文化多元倾向对外国文化产品价值认知和消费意愿的影响机理模型,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其一,文化多元倾向的两个维度——接触多样性和相对性——识别,对外国文化产品的价值感知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存在文化增值现象;而差异反感度这一维度对感知价值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存在文化折扣现象。其二,消费者对外国文化产品或服务的价值认知会影响其消费意愿,无论是消费者对外国文化产品的享乐价值还是教育价值认知的提升都会促使其消费意愿的提高。该研究结论对于我国文化企业进行国际营销开拓跨文化市场具有以下启示:其一,文化企业在准备进入一国市场之前,应先对该国的消费者文化多元倾向进行测量,并以此进行市场细分,通过科学细致的调研测量目标市场的大小,最终做出是否进入该国市场的决策。其二,我国文化企业应采取免费体验、巧妙传播和品牌打造等方式逐步进入目标国市场,提升国外消费者对我国文化产品的价值认知,从而刺激目标国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管理权力、社会身份与企业高管腐败——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赵占恒
2018, 19(4): 73-80.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4.010
摘要:
以我国上市公司发生的企业高管腐败案件为研究对象,从微观层面出发,对企业高管的管理权力、社会身份与其腐败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高管的管理权力、社会身份是导致企业高管腐败行为的两个重要因素;企业高管的管理权力越大,其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且在企业高管的社会身份较高情况下,管理权力对腐败行为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企业高管的社会身份越高,其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这些发现对全面理解我国企业高管腐败背后的诱因,推动对企业高管腐败的治理具有一定的启示:(1)治理企业高管腐败,不仅需要加大对高管腐败的惩治力度,更需要深入推进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进一步优化企业内部的权力配置,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2)需要企业塑造诚信公正、合法守纪的健康文化,提升企业高管的道德认知水平,进一步完善企业资金管理制度,构建有效的资金使用监督体制;(3)治理企业高管腐败需要社会各领域腐败治理工作的同步推进,只有从制度、经济、文化等根源上遏制腐败,才能真正化解“反腐无用论”的质疑。
用户参与创新的动力与路径研究综述
王千, 赵伟伟
2018, 19(4): 81-87.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4.011
摘要:
随着互联网的全面普及、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以及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企业在开发新产品或增加新服务时,用户参与已经是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通过对目前学界关于用户参与创新的内涵、动力和路径的梳理发现:用户参与创新是指用户为了满足自身需求或者获得相关利益,间接或者直接地与企业合作开发新产品或新服务而提出创造性意见的行为。用户参与创新的内部动力来自于用户,而外部动力来自于企业、外部环境等。用户参与创新的路径因企业与用户类型不同而不同,有企业与领先用户合作、用户创新工具箱的使用和服务行业特殊的用户参与创新等。在互联网时代,不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用户在企业创新过程中都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企业必须对用户参与给予高度重视,结合自身条件与所处的环境,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探索并开辟适合本企业用户参与创新的新路径,充分利用群众智慧,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快速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研究综述
彭青秀, 丁力
2018, 19(4): 88-93.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4.012
摘要: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现阶段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其功能的发挥将直接影响到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一是目前学界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的研究过程大致经历了内涵探索、单一经济服务功能和功能拓展三个阶段;二是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功能发挥方面还存在着提供服务的项目数量较少,提供服务的成本低、层次低,以及服务功能不健全等问题;三是学界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的评价正在从单一的服务功能评价向综合功能评价发展。未来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的研究应从单一的服务功能向其他功能拓展,增加实证研究的数量,运用多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并将农民专业合作社纳入到整个经济社会大环境中考量。
艺术空间
城市公共环境设施的情感设计研究
任东改
2018, 19(4): 94-99,108.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4.013
摘要:
城市公共环境设施是城市空间整体环境不可缺少的要素,更是城市的“心灵之窗”,彰显着城市独特的文化特质。当下不少的设计者都在通过情感设计来延伸城市公共环境设施的精神功能,希望其使用者的情绪借此得到调整,变得积极而快乐、向上而奋进,生发参与体验、嬉戏、感恩的意愿等,获得人性关怀。通过对国外城市公共环境设施优秀设计案例在情感层面出彩设计的考察,发现实现城市公共环境设施情感设计的实现路径为:以造型的趣味性使受众获得愉悦情感,以可参与的场景组合实现人与设施的情感互动,以围合形式营造出安全感,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实现体验式情感。设计师在设计公共环境设施时,应将人的因素作为一个重要的条件来考虑,以满足人的生理和心理需要、物质和精神需要,促进人、设施和环境之间关系的协调发展。
乡村河道水景观改造提升实践研究——以上海市崇明区绿华镇为例
牛牧
2018, 19(4): 100-108.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4.014
摘要: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乡村河道水景观改造提升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联系上海市崇明区绿华镇河道水景观改造提升的实践,研究认为,对乡村河道特征元素的认知是河道景观改造提升的前提,乡村河道治理应秉承自然生态原则、文化传承原则和社会生活原则,确保乡村河道景观改造提升有的放矢,避免大拆大建式的景观再造;对乡村河道自然条件的梳理是河道景观提升改造的基础,对比其历史渊源、文化内涵与存储现状,可为乡村河道景观的改造提升铺垫基础,以便有针对性地修复、保留其历史文化元素,凝练其标志性符号,打造根植于历史、富有人文精神、彰显水乡个性、契合当地特色的河道景观。乡村河道水景观的改造提升应总体把控,充分考虑乡村河道特征元素和自然条件,并针对不同情况,实施个性化提升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