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20卷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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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
论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消除
余斌
2019, 20(2): 1-9.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2.001
摘要:
早在170多年前,《共产党宣言》就宣布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讲:“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发展最终必然要消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是因为,生产资料的全民共同占有是“天下为公”的经济表现和经济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研究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消除途径,对于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可通过示范和提供社会帮助、扩大生产力水平较为先进的企事业单位的岗位以吸纳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中的被动人群来加以消除;对于生产资料的非劳动者私人占有,可通过发展壮大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来加以消除;对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垄断占有,可通过削弱垄断权来逐步加以消除,如对于知识产权,可缩短保护期,以促使相关专利持有人向更多人开放其专利。当然,即使消除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也不能操之过急,应针对不同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方式,采取不同的消除方式。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宗教批判之旨趣探讨
彭小伟
2019, 20(2): 10-18.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2.002
摘要: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是一种世俗化的宗教,其资本逻辑等同于“商品—货币—资本”三位一体的拜物教体系。马克思并不止步于创立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其真正意图在于: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及其精神实质,为无产阶级寻求一条彻底解放的路径,即“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相结合的路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宗教批判旨趣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的拜物教本质,彻底铲除世俗世界中的物神崇拜,将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针对拜物教的批判,宗教批判是马克思“绝对命令”的实质。因此,实现人的解放是以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为立足点的解放,既要清除那种从人脑中产生却反过来控制人脑的宗教思维,又要铲除那种颠倒了的世界中物神崇拜的宗教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的城镇化思想探析
焦晓云, 彭普秀
2019, 20(2): 19-25.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2.003
摘要:
马克思恩格斯的城镇化思想主要包括人口流动思想、城镇化动力思想和城乡关系理论。(1)人口流动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城镇化思想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口流动是保持生产力内部平衡的客观要求,社会化大生产是人口流动的根本原因,人口流动是迁出推力与迁入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口流动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2)城镇化动力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城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城镇化的基本动力,工业化是城镇化的根本推动力,商品经济是城镇化的重要动力。(3)城乡关系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城镇化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城乡分离是生产力水平提高和社会分工发展的结果,城乡关系发展的前景是实现城乡融合,废除私有制是实现城乡融合的前提条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城乡融合的主体条件。在我国积极推动城镇化战略转型和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全面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的城镇化思想,对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中国哲学
孟子王道政治四要素及其普世价值初探
马俊
2019, 20(2): 26-34.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2.004
摘要:
孟子王道政治理念包含四个核心要素,即民本、德治、崇礼和贱霸,即便以苛刻的现代眼光来衡量这四个要素,其所蕴含的王道理念仍具有普世价值。王道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的融合性大于对抗性,王道政治在民主制度的基础上更能够发挥其优势,将王道政治“尊王贱霸”的原则运用到世界秩序的建构中有助于世界永久和平的达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王道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创造性地诠释王道政治可以充实和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为中国的政治转型提供理论资源。
庄子“物物而不物于物”思想发微
郭天恩, 刘丽斌
2019, 20(2): 35-41.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2.005
摘要:
在庄子哲学中,“物物而不物于物”一语蕴含着比较深刻的意义,它首先指向的是逍遥和生命自主的境界。同时,这句话亦隐含着两种不同的生命境遇,即正向的“物物而不物于物”与反向的“物于物”。然而,这两种指向之间并不是毫无联系和侧重的。从“物于物”的生命困境到“物物而不物于物”的逍遥和自主,就是一条很明确的指向,即生命可以从“物于物”走向“物物而不物于物”,只不过在这种指向中需要生命的不断修持,修持的方法就是“虚”与“忘”。
墨子的工匠精神及其现代价值
刘丽琴
2019, 20(2): 42-46,72.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2.006
摘要:
墨子在与其弟子共同劳动中,通过技艺传授和生产实践孕育了墨家特有的工匠文化,形成了“崇德尚技,述而且作,尚巧达善”的工匠精神,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最深厚的精神追求和丰富的时代元素,对现代工匠精神的培养具有借鉴意义:培育现代工匠精神一是应树立德艺兼修的职业信仰;二是应培养求真务实的创新意识;三是应追求精益求精的工作境界。
法学
宅基地资格权法定化问题研究
刘珊, 张遂
2019, 20(2): 47-53.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2.007
摘要:
宅基地资格权的法定化是推进农村宅基地所有权、使用权、资格权“三权分置”改革的关键环节。宅基地的资格权源于其使用权,本质上是农户基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特定身份而取得建造自用住房土地的一种资格性权利。宅基地资格权的法定化契合宅基地配给制度“一户一宅”的精神要义,有利于补强宅基地使用权的物权属性,彰显农户人格权利的内涵,符合农户对公平法理的追求,具有深厚的权利基础、政策基础、制度基础和实践基础。为保障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取得最大成效,应从法律性质、实体要素、实现程序、救济机制等方面探索宅基地资格权法定化的具体路径,以确保其真正独立于物权而成为一项可救济的实然权利。
新闻照片著作权保护问题研究
郭良翰
2019, 20(2): 54-59.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2.008
摘要:
为了促进新闻事业的发展,保障时事新闻及时广泛地传播,我国《著作权法》没有将时事新闻纳入保护的对象。究其原因在于,缺乏创作的必要条件的明确事实事件不能被著作权法保护。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以事实事件为基础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也不予保护。按照我国法院对摄影作品的判断标准,一些新闻照片在时事新闻中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且其所展示出的内容已经具备了最低限度的独创性要求,应该被认定为摄影作品而纳入著作权法保护。新闻照片的著作权侵权认定的关键在于明确新闻照片的著作权归属、对“合理使用”制度中“不可避免地使用”情形的认定,以及对新闻画面重拍的侵权判断。
经济与管理
农产品供应链信息共享模式:从H型到X型的转变
周广亮, 吴明
2019, 20(2): 60-66.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2.009
摘要:
分析传统模式的农产品供应链信息传递机制,发现供应链的信息传递模式呈H型分布,且存在两端分散化、信息传播扭曲等诸多制约因素,极大地降低了信息流通的效率和农产品供应链的响应能力。基于消费差异化的观点对市场和生产进行细分,构建以信息共享平台为连接点的新型信息传递路径——X型农产品供应链信息共享模式,可把原本错综复杂的信息传递方式变得简明高效,从而提高农产品供应链的整合竞争力。X型供应链的构建步骤为:一是基于市场细分对生产和资源分散化两极进行整合;二是依托核心企业和信息共享平台提升供应环节效率;三是实现农产品供应链多环节信息的有效整合和共享。
我国房产税改革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宋霞, 赵璐璐
2019, 20(2): 67-72.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2.010
摘要:
近年来,为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遏制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势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调控措施,但效果不甚明显。在这一背景下,房产税改革被寄予厚望。我国现行房产税改革中存在着对房产税纳税人的界定刚性不足弹性有余、计算房产税应纳税额的影响因素太多、房产税的征收管理办法不够得力等问题。推动我国现行房产税改革,应多项政策措施并举:一应通过信息化手段,借助不动产登记系统,以产权所有人拥有房产的面积和价值,分类归纳需要交纳房产税的有关产权所有人;二应根据房产的不同类型实行有差别的应纳税额征收标准;三应让房产纳税人参与有关征税制度建设,加强对房产税征收管理的内部监督和信息反馈,使整个征管制度形成一个良性循环、高效运转的闭环系统。
基于信号博弈的资源型企业低碳创新财政补贴问题研究
张华平
2019, 20(2): 73-79,101.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2.011
摘要:
财政补贴政策是政府促进低碳创新的重要手段。依据政府与资源型企业在实施和申报财政补贴过程中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特性,建立政府与企业间的信号博弈模型,并对该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资源型企业低碳创新财政补贴会出现市场完全成功、市场部分成功和市场完全失败三种不同性质和效率的市场均衡,其中只有市场完全成功是理想的、有效率的均衡,但出现哪种均衡,取决于企业造假伪装成本、期望风险成本和政府误判损失。提高财政补贴效率的关键在于,一方面应提高企业造假伪装成本与期望风险成本,促使企业主动舍弃造假伪装,以使财政补贴资源达到最优化配置;另一方面,政府在给予企业低碳创新补贴时应当慎重,尽可能收集更多信息,尽量避免信息不对称,从而做出最符合企业实际创新能力的准确判定,规避因补贴措施不当造成的负面影响,避免政府财政补贴资源的错配和浪费,以提高财政补贴的使用效率。
历史
宋代皇帝“微行”考析
吴红兵
2019, 20(2): 80-90.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2.012
摘要:
“微行”是一种警跸简约且具隐秘性的中国古代帝王的外出巡幸方式。宋太祖常以此方式频繁出宫,暗察群情,监视朝臣。宋徽宗自政和年间开始私幸臣邸,游戏宫外,并专设行幸局为其微行提供各项服务。面对宋徽宗这种只为一己私欲的微行之举,朝臣中进言怂恿者不乏其人,无声默认者更多,仅有秘书省正字曹辅上书劝谏。以宋太祖为代表的历代开国帝王,多将微行作为稳定朝局的有效手段;以宋徽宗为代表的王朝后期皇帝,其微行多为游玩消遣。唐宪宗首次提出帝王须“戒微行”,宋仁宗于皇祐年间始与大臣探讨帝王微行的弊端,此后,“戒微行”逐渐成为宋代君臣遵循的“祖宗之法”。
宋代太子从政方式探究
范帅
2019, 20(2): 91-101.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2.013
摘要:
在旧中国,太子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过于密切地参与政事,使得储权膨胀,从而引起骨肉相残、同根相煎的惨剧屡见不鲜。在汲取以往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与士大夫共治”的统治特点,两宋君臣在先后淘汰皇储尹京、太子监国之后,最终将侍立参决确立为太子的从政方式,以兼顾对太子的培养和防范。宋代群臣对太子从政的态度之所以发生转变,是因为脱离从政训练会使皇储教育拘泥于训诂章句之学,成为经生学士之学,治国之道空洞无物,而侍立参决则能解决这一问题,从而妥当地贯彻帝王之学的“体用兼贯”。太子究竟以何种方式从政,多数情况下是各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宋以来,统治者在王朝建立之初便受制度惯性的驱使,以监国古制为太子的从政方式,后受政局变化、治国理念的影响走上不同的发展路径。元人入主中原后,由于无法摆脱游牧民族历史传统的影响,汉法新制与蒙古旧俗并存,汉法派与保守派不遗余力地在权力争夺中左右制度的发展路径,导致皇位争夺不断。而明代在政局的影响下,利用太子监国去挤压丞相的权力空间。清代则在康熙认识到帝储分权的致命威胁后,令太子在皇帝的指导下赞襄政务,再次采取类似侍立参决的从政方式。
北宋宝兴军治所考略
马巍, 周庆喜
2019, 20(2): 102-108.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2.014
摘要:
北宋宝兴军位于河东路沿边地带,北邻代州沿边诸寨,向南扼控通往五台山要道。北汉时期银冶的设置,使得此地的战略位置更加重要。明人顾祖禹在撰写《读史方舆纪要》时,依据《九国志》所载,认为北汉宝兴军治所位于山西祁县的团柏谷,此观点为后世学者所采用。依据存世文献和实地考察相互印证的事实,可知北汉宝兴军治所实际位置应在五台山北麓繁峙县柏谷,位于今山西省繁峙县伯强乡野厂村一带。北宋立国后,为避免辽人觊觎中原,执行北部边疆边民内徙、禁止矿冶的政策,旋即将位于宋辽边界的宝兴军银矿废除,同时又降级为宝兴寨。但因其地处北部边境,同时又扼控南下五台山要道,其战略地位并未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