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20卷 第4期
2019, 20(4): 1-10.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4.001
摘要:
在马克思之前，西方思想家们考察社会共同体是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局限于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脱离人的物质生产实践和社会关系，形成的各种共同体思想，割裂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联系。马克思则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根据，以利益关系的存在状态为基础，从历史生成的视野来探求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思想既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哲学的社会共同体思想的超越，又实现了与唯物史观的内在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既体现在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的形成过程和他关于社会共同体演进过程的思想观点，也体现在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思想超越西方传统社会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如果把二者割裂开来，既不能科学地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思想，也不能完整地理解唯物史观的科学性。
在马克思之前，西方思想家们考察社会共同体是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局限于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脱离人的物质生产实践和社会关系，形成的各种共同体思想，割裂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联系。马克思则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根据，以利益关系的存在状态为基础，从历史生成的视野来探求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思想既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哲学的社会共同体思想的超越，又实现了与唯物史观的内在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既体现在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的形成过程和他关于社会共同体演进过程的思想观点，也体现在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思想超越西方传统社会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如果把二者割裂开来，既不能科学地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思想，也不能完整地理解唯物史观的科学性。
2019, 20(4): 11-19.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4.002
摘要: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社会发展形式的著作中，马克思依据人的发展这一基本标准，提出了科学的社会发展的“三形式论”，即“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式、“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式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形式，并对这三大社会形式的形成、内涵和实现路径进行了系统阐释。马克思社会发展“三形式论”是其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逐渐生成的，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社会发展形式的著作中，马克思依据人的发展这一基本标准，提出了科学的社会发展的“三形式论”，即“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式、“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式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形式，并对这三大社会形式的形成、内涵和实现路径进行了系统阐释。马克思社会发展“三形式论”是其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逐渐生成的，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
2019, 20(4): 20-27.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4.003
摘要:
“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是马克思对于俄国能否逾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提出的理论设想，它为落后国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理论精髓。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直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长足发展，不仅要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更要克服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的完美结合。
“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是马克思对于俄国能否逾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提出的理论设想，它为落后国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理论精髓。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直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长足发展，不仅要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更要克服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的完美结合。
2019, 20(4): 28-35.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4.004
摘要: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是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与模式的必然要求，是对以往单一政府社会管理的优化升级，体现的是国家为实现治理现代化的思考与智慧。通过运用过程—事件分析法发现，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在登记注册阶段、项目招投标阶段、服务输出阶段和成果评估阶段均受到国家权力的强势介入。政府对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强势介入，造成了双方合作不断异化，影响了协同治理的效果，不利于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应通过多种措施，促进政府与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之间的良性互动：扩大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社会认知，减少其对财政资金的依赖；建立社会工作服务评价的多元指标，优化其绩效考核变量；改革对话机制，厘清政府与社工机构的职能边界。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是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与模式的必然要求，是对以往单一政府社会管理的优化升级，体现的是国家为实现治理现代化的思考与智慧。通过运用过程—事件分析法发现，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在登记注册阶段、项目招投标阶段、服务输出阶段和成果评估阶段均受到国家权力的强势介入。政府对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强势介入，造成了双方合作不断异化，影响了协同治理的效果，不利于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应通过多种措施，促进政府与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之间的良性互动：扩大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社会认知，减少其对财政资金的依赖；建立社会工作服务评价的多元指标，优化其绩效考核变量；改革对话机制，厘清政府与社工机构的职能边界。
2019, 20(4): 36-43.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4.005
摘要:
参照群体影响新市民对自身处境的主观感受、社会态度和行为，影响着和谐社会构建与城镇化质量的提升。研究表明，两代新市民在参照群体选择方面存在代际差异：老一代新市民的参照群体以农民或农民工等隶属群体为主，而新生代新市民的参照群体则以城市居民等非隶属群体为主。究其原因，从个体因素来看，受教育水平和职业特征是参照群体选择代际差异的现实条件，融入城市意愿与符号价值追求构成了参照群体选择代际差异的动力源泉，身份认同成为参照群体选择代际差异的心理基础；从环境因素来看，社会关系变迁是参照群体选择代际差异的纽带牵引，而信息媒介的应用方式则构成了参照群体选择代际差异的外部促动因素。鉴于此，应创新新市民继续教育制度，构建新市民终身教育体系，不断提高其文化素质和认知水平；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城乡资源统一配置；创新新市民管理制度，加强新市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互动；发挥参照群体的正向影响和规范性作用，引导新市民的城市行为，以使其尽快融入城市。
参照群体影响新市民对自身处境的主观感受、社会态度和行为，影响着和谐社会构建与城镇化质量的提升。研究表明，两代新市民在参照群体选择方面存在代际差异：老一代新市民的参照群体以农民或农民工等隶属群体为主，而新生代新市民的参照群体则以城市居民等非隶属群体为主。究其原因，从个体因素来看，受教育水平和职业特征是参照群体选择代际差异的现实条件，融入城市意愿与符号价值追求构成了参照群体选择代际差异的动力源泉，身份认同成为参照群体选择代际差异的心理基础；从环境因素来看，社会关系变迁是参照群体选择代际差异的纽带牵引，而信息媒介的应用方式则构成了参照群体选择代际差异的外部促动因素。鉴于此，应创新新市民继续教育制度，构建新市民终身教育体系，不断提高其文化素质和认知水平；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城乡资源统一配置；创新新市民管理制度，加强新市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互动；发挥参照群体的正向影响和规范性作用，引导新市民的城市行为，以使其尽快融入城市。
2019, 20(4): 44-50.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4.006
摘要:
当前校园欺凌行为呈现出欺凌场域从线下到线上、欺凌地点从公开到隐蔽、欺凌主体从男生到女生的态势和特点。社会群体对欺凌行为存在的认知偏差、网络不良信息的错误引导、法律制度对欺凌行为的过度包容、学校对欺凌行为主体的教育缺失和家庭对欺凌行为主体的教育失能，是当前校园欺凌行为多发的主要原因。预防和治理校园欺凌行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重视顶层设计，推进与欺凌行为相关的制度建设；加强网络监管，打造健康清朗的网络媒体环境；强化底线保障，确保法律法制权威；注重有效沟通，构建和谐教书育人校园环境；培育微观支持，营造稳定健康的家庭环境。
当前校园欺凌行为呈现出欺凌场域从线下到线上、欺凌地点从公开到隐蔽、欺凌主体从男生到女生的态势和特点。社会群体对欺凌行为存在的认知偏差、网络不良信息的错误引导、法律制度对欺凌行为的过度包容、学校对欺凌行为主体的教育缺失和家庭对欺凌行为主体的教育失能，是当前校园欺凌行为多发的主要原因。预防和治理校园欺凌行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重视顶层设计，推进与欺凌行为相关的制度建设；加强网络监管，打造健康清朗的网络媒体环境；强化底线保障，确保法律法制权威；注重有效沟通，构建和谐教书育人校园环境；培育微观支持，营造稳定健康的家庭环境。
2019, 20(4): 51-57.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4.007
摘要:
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经过近70年的发展与完善，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体系。在世界银行提出的养老金“五支柱”模式分析框架下，以时间为序，梳理中国现有养老金模式发现：我国“零支柱”保障水平较低，“一支柱”可持续性堪忧，“二支柱”覆盖群体有限，“三支柱”发展较为缓慢，“四支柱”面临时代考验。应适度提高保障水平，稳步推动多层面保障；合理厘定各方权责，确保制度的可持续性；有序推进扩面工作，使转移接续日趋精准；稳步推进个人税延，不断完善养老保障产品；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有效引导家庭参与。如此，使各支柱功能明晰、各司其职、互为补充，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养老保障事业。
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经过近70年的发展与完善，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体系。在世界银行提出的养老金“五支柱”模式分析框架下，以时间为序，梳理中国现有养老金模式发现：我国“零支柱”保障水平较低，“一支柱”可持续性堪忧，“二支柱”覆盖群体有限，“三支柱”发展较为缓慢，“四支柱”面临时代考验。应适度提高保障水平，稳步推动多层面保障；合理厘定各方权责，确保制度的可持续性；有序推进扩面工作，使转移接续日趋精准；稳步推进个人税延，不断完善养老保障产品；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有效引导家庭参与。如此，使各支柱功能明晰、各司其职、互为补充，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养老保障事业。
2019, 20(4): 58-66.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4.008
摘要: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河南实践，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多元化行动机制与多样化参与模式两个方面，即以城镇广场文化和乡村民俗文化为主的两种文化建设；以资金资助、项目合作、志愿服务为主的三种行动机制；以公办民助、民办公助、民间自办为主的三种参与模式。针对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目前存在的发展困境和能力困境，应优化文化服务平台、创建社会化合作系统、构建多元合作的地方性治理机制、细化扶持机制，以促进社会力量更好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河南实践，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多元化行动机制与多样化参与模式两个方面，即以城镇广场文化和乡村民俗文化为主的两种文化建设；以资金资助、项目合作、志愿服务为主的三种行动机制；以公办民助、民办公助、民间自办为主的三种参与模式。针对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目前存在的发展困境和能力困境，应优化文化服务平台、创建社会化合作系统、构建多元合作的地方性治理机制、细化扶持机制，以促进社会力量更好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2019, 20(4): 67-71,94.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4.009
摘要:
政商关系的发展会受到时代背景、制度环境的影响，相关研究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话语体系。在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政商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因而政商关系研究需要在反思的基础上引入新思路。目前，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方兴未艾，研究者围绕“如何理解政商关系”“应该如何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等主题展开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研究尚欠深入。亲清政商关系问题的未来研究，应加强实证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政府与国有企业关系的研究，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推进新型亲清政商关系的科学构建和持续健康发展。
政商关系的发展会受到时代背景、制度环境的影响，相关研究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话语体系。在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政商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因而政商关系研究需要在反思的基础上引入新思路。目前，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方兴未艾，研究者围绕“如何理解政商关系”“应该如何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等主题展开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研究尚欠深入。亲清政商关系问题的未来研究，应加强实证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政府与国有企业关系的研究，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推进新型亲清政商关系的科学构建和持续健康发展。
2019, 20(4): 72-78.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4.010
摘要:
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增强，资本跨国流动也越来越频繁。从东道国状况、经济增长速度、双边贸易生产技术水平、政治环境等方面，构建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基于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数据，通过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经济水平、双边贸易协定的签订对OFDI具有正向影响；东道国的资源状况对OFDI的影响并不显著。鉴于此，建议中国企业提高风险意识，有效规避东道国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加速投资模式转型，适应东道国营商环境；提升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生产技术水平，有效吸收东道国逆向技术溢出。
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增强，资本跨国流动也越来越频繁。从东道国状况、经济增长速度、双边贸易生产技术水平、政治环境等方面，构建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基于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数据，通过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经济水平、双边贸易协定的签订对OFDI具有正向影响；东道国的资源状况对OFDI的影响并不显著。鉴于此，建议中国企业提高风险意识，有效规避东道国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加速投资模式转型，适应东道国营商环境；提升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生产技术水平，有效吸收东道国逆向技术溢出。
2019, 20(4): 79-86.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4.011
摘要:
开展政府购买农业公益性服务工作，有助于转变政府职能和构建服务型政府，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构建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目前我国政府购买农业公益性服务的代表性模式有定向式购买、委托式购买和竞争式购买三种。针对目前我国政府在购买农业公益性服务中存在的问题，要推进相关工作，就要注意提高基层政府购买农业公益性服务的积极性，加强政府购买农业公益性服务的规范管理，培育合格的农业公益性服务承接主体。
开展政府购买农业公益性服务工作，有助于转变政府职能和构建服务型政府，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构建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目前我国政府购买农业公益性服务的代表性模式有定向式购买、委托式购买和竞争式购买三种。针对目前我国政府在购买农业公益性服务中存在的问题，要推进相关工作，就要注意提高基层政府购买农业公益性服务的积极性，加强政府购买农业公益性服务的规范管理，培育合格的农业公益性服务承接主体。
2019, 20(4): 87-94.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4.012
摘要:
通过对耕地资源外部性价值基本理论及其内部化、外部性价值的空间异质性、外部性价值测算与补偿等方面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发现：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方式给予耕地保护主体一定数量的补偿，可有效提升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国内在补偿标准理论基础、补偿标准测算等方面研究成果丰硕，但存在需深入探讨的问题。未来应充分考虑耕地资源外部性价值的空间异质性，综合测算正负外部性价值量，制定符合区域实际的差别化生态补偿策略，提升补偿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通过对耕地资源外部性价值基本理论及其内部化、外部性价值的空间异质性、外部性价值测算与补偿等方面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发现：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方式给予耕地保护主体一定数量的补偿，可有效提升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国内在补偿标准理论基础、补偿标准测算等方面研究成果丰硕，但存在需深入探讨的问题。未来应充分考虑耕地资源外部性价值的空间异质性，综合测算正负外部性价值量，制定符合区域实际的差别化生态补偿策略，提升补偿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2019, 20(4): 95-102.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4.013
摘要:
《廉政学基础》教材的编写有助于廉政学知识的系统化，从而纠正人们对腐败治理的误解，助力我国反腐倡廉事业建设。《廉政学基础》教材内容构建中的关键问题有三个：一是对“腐败”概念的界定问题；二是“反腐败”与“廉政”的关系问题；三是廉政学研究的对象问题。这三个问题的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决定着教材内容的具体架构。根据三个关键问题和《廉政学基础》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其内容体系应包括三大方面，即腐败篇内容安排、反腐败篇内容安排和廉政篇内容安排。
《廉政学基础》教材的编写有助于廉政学知识的系统化，从而纠正人们对腐败治理的误解，助力我国反腐倡廉事业建设。《廉政学基础》教材内容构建中的关键问题有三个：一是对“腐败”概念的界定问题；二是“反腐败”与“廉政”的关系问题；三是廉政学研究的对象问题。这三个问题的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决定着教材内容的具体架构。根据三个关键问题和《廉政学基础》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其内容体系应包括三大方面，即腐败篇内容安排、反腐败篇内容安排和廉政篇内容安排。
2019, 20(4): 103-108.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4.014
摘要:
电气控制类学科具有理论与实践密切联系、学科间深度交叉融合、软件与硬件紧密结合三个重要特征。应用型创新能力结构包括人格素养、能力构成和知识掌握三个层面。培养电气控制类硕士研究生应用型创新能力，有助于结合学科特点，更好地完成对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具体要求；有助于立足地方需求，更好地促进产学研有效结合；有助于完善创新体系，助力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战略有效实施。目前，我国电气控制类硕士研究生应用型创新能力的培养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专业基础薄弱，创新基础要素存在短板；实践能力不强，学研用一体化观念淡薄；创新意识不强，缺乏必要的创新素养。从创新素养、创新能力、创新知识三个层面构建涵盖诸多二级考核指标和相应三级考核项的应用型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并进行应用检验，结果表明，该体系有助于实现对电气控制类硕士研究生应用型创新能力的定量评估，为提升电气控制类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提供评价系统的参考。
电气控制类学科具有理论与实践密切联系、学科间深度交叉融合、软件与硬件紧密结合三个重要特征。应用型创新能力结构包括人格素养、能力构成和知识掌握三个层面。培养电气控制类硕士研究生应用型创新能力，有助于结合学科特点，更好地完成对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具体要求；有助于立足地方需求，更好地促进产学研有效结合；有助于完善创新体系，助力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战略有效实施。目前，我国电气控制类硕士研究生应用型创新能力的培养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专业基础薄弱，创新基础要素存在短板；实践能力不强，学研用一体化观念淡薄；创新意识不强，缺乏必要的创新素养。从创新素养、创新能力、创新知识三个层面构建涵盖诸多二级考核指标和相应三级考核项的应用型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并进行应用检验，结果表明，该体系有助于实现对电气控制类硕士研究生应用型创新能力的定量评估，为提升电气控制类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提供评价系统的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