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 25卷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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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25(1): 1-9.
doi: 10.12186/2024.01.001
摘要:
马克思提出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后人错误地理解了他的意思提出了三种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形态划分的依据是剩余劳动的占有和使用方式。据此,可以把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单独划为社会主义社会,从而形成六种社会形态即原始共同体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时代演进序列。社会形态的跨越问题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中发展,是要在新的实践中而不是回到旧的实践中去发展,补课论发展不了马克思主义。人类文明新形态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在根本上属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
马克思提出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后人错误地理解了他的意思提出了三种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形态划分的依据是剩余劳动的占有和使用方式。据此,可以把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单独划为社会主义社会,从而形成六种社会形态即原始共同体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时代演进序列。社会形态的跨越问题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中发展,是要在新的实践中而不是回到旧的实践中去发展,补课论发展不了马克思主义。人类文明新形态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在根本上属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
2024, 25(1): 10-18.
doi: 10.12186/2024.01.002
摘要:
马克思哲学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革命,这场革命也是一场哲学话语的革命。作为一套既关注现实又致力于改变世界的话语体系,马克思哲学话语的生成有其内在的逻辑。首先,马克思的哲学话语出场于思辨逻辑与现实逻辑的内在张力之中,经历了从思辨逻辑到现实逻辑的转变过程,是思辨逻辑与现实逻辑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哲学话语不仅表现为文本表面的概念、范畴、术语以及运思方式,还表现为对其所处时代课题的回答,是显性逻辑与隐性逻辑的统一。再次,马克思哲学话语的生成离不开对西方传统哲学话语的批判与超越,更离不开新哲学话语的建构,遵循着批判逻辑与建构逻辑的统一。最后,马克思哲学话语的生成以“改变世界”为根本旨趣,不仅要“消灭哲学”,还要指导无产阶级在批判旧世界中建立新世界,遵循了革命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
马克思哲学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革命,这场革命也是一场哲学话语的革命。作为一套既关注现实又致力于改变世界的话语体系,马克思哲学话语的生成有其内在的逻辑。首先,马克思的哲学话语出场于思辨逻辑与现实逻辑的内在张力之中,经历了从思辨逻辑到现实逻辑的转变过程,是思辨逻辑与现实逻辑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哲学话语不仅表现为文本表面的概念、范畴、术语以及运思方式,还表现为对其所处时代课题的回答,是显性逻辑与隐性逻辑的统一。再次,马克思哲学话语的生成离不开对西方传统哲学话语的批判与超越,更离不开新哲学话语的建构,遵循着批判逻辑与建构逻辑的统一。最后,马克思哲学话语的生成以“改变世界”为根本旨趣,不仅要“消灭哲学”,还要指导无产阶级在批判旧世界中建立新世界,遵循了革命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
2024, 25(1): 19-27.
doi: 10.12186/2024.01.003
摘要:
传统西方哲学受本体论形式的哲学观的束缚,陷入了只是“解释世界”而无法“改变世界”的困境之中。针对传统西方哲学的这一根本维度缺失,马克思对之进行了逐步深入的“形而上学批判”,克服了哲学家们将“哲学王国”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的“柏拉图主义幻象”,打开了从抽象的理论王国走向现实世界的通道。基于此,马克思在历史观层面清除了旧哲学的唯心史观迷误,破解了困扰西方哲学家们特别是德国哲学家们的“历史之谜”。作为这场重大哲学革命的思想成果,马克思创建了一门旨在“改变世界”的新唯物主义哲学。相对于耽于理论玄思的旧哲学,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呈现出十分深刻的超越意蕴:立足于哲学高度把握住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逻辑、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唯物主义地揭示了“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将哲学有机嵌入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革命实践中,辩证地建构了“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统一关系;基于世界观和历史观相统一的维度,将哲学全新定义为“改变世界”的实践智慧。
传统西方哲学受本体论形式的哲学观的束缚,陷入了只是“解释世界”而无法“改变世界”的困境之中。针对传统西方哲学的这一根本维度缺失,马克思对之进行了逐步深入的“形而上学批判”,克服了哲学家们将“哲学王国”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的“柏拉图主义幻象”,打开了从抽象的理论王国走向现实世界的通道。基于此,马克思在历史观层面清除了旧哲学的唯心史观迷误,破解了困扰西方哲学家们特别是德国哲学家们的“历史之谜”。作为这场重大哲学革命的思想成果,马克思创建了一门旨在“改变世界”的新唯物主义哲学。相对于耽于理论玄思的旧哲学,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呈现出十分深刻的超越意蕴:立足于哲学高度把握住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逻辑、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唯物主义地揭示了“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将哲学有机嵌入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革命实践中,辩证地建构了“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统一关系;基于世界观和历史观相统一的维度,将哲学全新定义为“改变世界”的实践智慧。
2024, 25(1): 28-35.
doi: 10.12186/2024.01.004
摘要:
作为人类活动展开的核心物质要素,居宅始终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求索和希冀,与人类建立了最持久、稳定和密切的伦理关系。居宅伦理内含着居有定所、居有所安、居有所乐等进阶或要素。其中,居有定所为人之本始性需求,是人们建构生活及其伦理的基础和根本;居有所安为人之生活性要义,是塑造丰富人性和构筑美好生活的基础;居有所乐为人之幸福性目标,确证着人对生活美好的感受并形成幸福的生活品质。三者的有机统一构成一个相互贯通和相互连接的伦理体系。新时代,我们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建构起符合居宅伦理要义的价值框架,以更好地满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作为人类活动展开的核心物质要素,居宅始终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求索和希冀,与人类建立了最持久、稳定和密切的伦理关系。居宅伦理内含着居有定所、居有所安、居有所乐等进阶或要素。其中,居有定所为人之本始性需求,是人们建构生活及其伦理的基础和根本;居有所安为人之生活性要义,是塑造丰富人性和构筑美好生活的基础;居有所乐为人之幸福性目标,确证着人对生活美好的感受并形成幸福的生活品质。三者的有机统一构成一个相互贯通和相互连接的伦理体系。新时代,我们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建构起符合居宅伦理要义的价值框架,以更好地满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2024, 25(1): 36-42.
doi: 10.12186/2024.01.005
摘要:
赤十字社是脱胎于中国赤十字会、整合中国赤十字社普济善会而形成的慈善组织,内分医药、卫生、普济、掩埋四部,各司其职。作为辛亥战事救援的新生力量,面对腥风血雨,赤十字社“以博爱为主义”,组织救护人员,在江浙沪地区以及武汉设立事务所及临时医院,救伤葬亡;扶危济困,为饥寒交迫的难民送去温暖;创办苏州苦儿院,收养难童;发起江淮难儿救济会,救助灾童。赤十字社的人道行动,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
赤十字社是脱胎于中国赤十字会、整合中国赤十字社普济善会而形成的慈善组织,内分医药、卫生、普济、掩埋四部,各司其职。作为辛亥战事救援的新生力量,面对腥风血雨,赤十字社“以博爱为主义”,组织救护人员,在江浙沪地区以及武汉设立事务所及临时医院,救伤葬亡;扶危济困,为饥寒交迫的难民送去温暖;创办苏州苦儿院,收养难童;发起江淮难儿救济会,救助灾童。赤十字社的人道行动,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
2024, 25(1): 43-51.
doi: 10.12186/2024.01.006
摘要:
红十字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改善民生、文化建设、对外交往等密切关联。近年来,习近平对红十字事业进行过多次重要论述,肯定红十字会的人道救助贡献,强调坚持依法治会、加强自身建设,强调多方协作、改革创新,强调弘扬奉献精神、引领社会风尚,强调重视国际责任、凝聚共同认识等。习近平关于红十字事业的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创新性和国际性等特征。这对于指引红十字事业在民生领域提供多元化人道服务,助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文化领域持续凝聚人道精神,助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国际舞台积极履行人道义务,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红十字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改善民生、文化建设、对外交往等密切关联。近年来,习近平对红十字事业进行过多次重要论述,肯定红十字会的人道救助贡献,强调坚持依法治会、加强自身建设,强调多方协作、改革创新,强调弘扬奉献精神、引领社会风尚,强调重视国际责任、凝聚共同认识等。习近平关于红十字事业的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创新性和国际性等特征。这对于指引红十字事业在民生领域提供多元化人道服务,助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文化领域持续凝聚人道精神,助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国际舞台积极履行人道义务,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2024, 25(1): 52-59.
doi: 10.12186/2024.01.007
摘要:
红十字文化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近30年来,伴随红十字运动史研究的蓬勃发展和文化热的兴起,红十字文化史研究也受到关注。学界、业界分别从内涵、传播、本土化、影响等维度对中国红十字文化史进行了积极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相关研究尚存在思维模式有待更新、研究内容需要拓展、资料的征引范围尚待扩大等问题。为此,可从新文化史、微观史、大众文化史等方面转换学术视角,增强历史意义的解释力,进而推动红十字运动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激活学科生命力。
红十字文化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近30年来,伴随红十字运动史研究的蓬勃发展和文化热的兴起,红十字文化史研究也受到关注。学界、业界分别从内涵、传播、本土化、影响等维度对中国红十字文化史进行了积极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相关研究尚存在思维模式有待更新、研究内容需要拓展、资料的征引范围尚待扩大等问题。为此,可从新文化史、微观史、大众文化史等方面转换学术视角,增强历史意义的解释力,进而推动红十字运动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激活学科生命力。
2024, 25(1): 60-67,77.
doi: 10.12186/2024.01.008
摘要:
“三个务必”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内核、优良作风与精神品格凝成协调统一的有机整体,系统观念下的五个维度统筹“三个务必”的内部元素可以深刻揭示其政治意蕴和时代内涵,释放出强耦合的系统联动效应。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结合凸显出“三个务必”各个元素与整体之间的辩证统一;系统分析与系统综合相结合反映出“三个务必”各要素内部及各自与整体和环境之间的交互机制与演化趋势;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相结合塑造了“三个务必”紧密稳固的逻辑形态;理论方法与经验方法相结合凝结成“三个务必”强大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力量;科学理性与艺术直觉相结合确立了“三个务必”的工作方针并建立起标准化的运行体系。“三个务必”的联动效应贯穿于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全过程,成为坚持自我革命和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的内在律令,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和实现中华民族千秋伟业提供制度性保障。
“三个务必”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内核、优良作风与精神品格凝成协调统一的有机整体,系统观念下的五个维度统筹“三个务必”的内部元素可以深刻揭示其政治意蕴和时代内涵,释放出强耦合的系统联动效应。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结合凸显出“三个务必”各个元素与整体之间的辩证统一;系统分析与系统综合相结合反映出“三个务必”各要素内部及各自与整体和环境之间的交互机制与演化趋势;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相结合塑造了“三个务必”紧密稳固的逻辑形态;理论方法与经验方法相结合凝结成“三个务必”强大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力量;科学理性与艺术直觉相结合确立了“三个务必”的工作方针并建立起标准化的运行体系。“三个务必”的联动效应贯穿于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全过程,成为坚持自我革命和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的内在律令,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和实现中华民族千秋伟业提供制度性保障。
2024, 25(1): 68-77.
doi: 10.12186/2024.01.009
摘要:
政党文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文明新形态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容。推动形成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文明新形态,应立足政党文明实践,抓住政党文明自觉这一转换环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对党和国家的重大意义,系统思考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奋斗的道路,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经验,主动性设计、系统性创造、前瞻性规划、体系性构造,提出了如大党地位与大党独有难题、历史自信与历史主动、伟大建党精神、自我革命、党内法规制度等重大理论成果,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明的集中成长、系统觉醒。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立足政党文明自觉基础上推动政党文明新形态的构建,需要坚持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建构与检验、坚持主动性构建与前瞻性思考、坚持“普遍-特殊-普遍”的创造性转化等基本原则。
政党文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文明新形态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容。推动形成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文明新形态,应立足政党文明实践,抓住政党文明自觉这一转换环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对党和国家的重大意义,系统思考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奋斗的道路,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经验,主动性设计、系统性创造、前瞻性规划、体系性构造,提出了如大党地位与大党独有难题、历史自信与历史主动、伟大建党精神、自我革命、党内法规制度等重大理论成果,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明的集中成长、系统觉醒。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立足政党文明自觉基础上推动政党文明新形态的构建,需要坚持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建构与检验、坚持主动性构建与前瞻性思考、坚持“普遍-特殊-普遍”的创造性转化等基本原则。
2024, 25(1): 78-87.
doi: 10.12186/2024.01.010
摘要:
透过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对社会组织政策变迁的过程进行回顾和分析,有利于理顺社会组织的发展脉络与历史规律。基于此,本文从政策工具的研究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层面的465份社会组织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和量化分析,并结合政策要素与时间序列对社会组织政策变迁过程及各阶段的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考察社会组织政策“反治理”现象,即规范性政策文种缺位、政策工具使用结构失衡、专门性和配套性政策不完善,以及新旧政策并行等,并在此基础上从协调政策结构、优化政策工具、均衡政策布局、加强顶层设计与基层指导四个方面提出相对应的针对性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社会组织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透过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对社会组织政策变迁的过程进行回顾和分析,有利于理顺社会组织的发展脉络与历史规律。基于此,本文从政策工具的研究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层面的465份社会组织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和量化分析,并结合政策要素与时间序列对社会组织政策变迁过程及各阶段的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考察社会组织政策“反治理”现象,即规范性政策文种缺位、政策工具使用结构失衡、专门性和配套性政策不完善,以及新旧政策并行等,并在此基础上从协调政策结构、优化政策工具、均衡政策布局、加强顶层设计与基层指导四个方面提出相对应的针对性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社会组织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2024, 25(1): 88-96.
doi: 10.12186/2024.01.011
摘要:
为有效构建城市社区生活圈及优化服务设施布局,基于百度地图API生成15分钟社区生活圈,结合餐饮、购物、医疗、教育等八类服务设施POI数据,运用可达性分析、多样性分析、叠加分析和近邻分析等GIS空间分析方法,对郑州市主城区15分钟社区生活圈便利度与匹配度进行评估。结果表明:(1)郑州市主城区15分钟社区生活圈服务设施综合可达性水平区域差异明显,可达性最高的社区主要位于二七区、金水区、管城回族区三区交界处周边4 km范围内,可达性水平由此中心向主城区外围呈圈层递减趋势;(2)交通设施、医疗设施、餐饮设施及教育设施的可达性相对较好,而休闲娱乐设施、金融设施、超市商场和公园广场的可达性相对较差;(3)服务设施多样性水平整体上较高,服务设施多样性较差的社区主要分布在郑州市主城区外围;(4)区域人口密度越高,服务设施综合可达性和多样性也倾向于越高,但仍存在服务设施配给与人口分布不匹配现象。
为有效构建城市社区生活圈及优化服务设施布局,基于百度地图API生成15分钟社区生活圈,结合餐饮、购物、医疗、教育等八类服务设施POI数据,运用可达性分析、多样性分析、叠加分析和近邻分析等GIS空间分析方法,对郑州市主城区15分钟社区生活圈便利度与匹配度进行评估。结果表明:(1)郑州市主城区15分钟社区生活圈服务设施综合可达性水平区域差异明显,可达性最高的社区主要位于二七区、金水区、管城回族区三区交界处周边4 km范围内,可达性水平由此中心向主城区外围呈圈层递减趋势;(2)交通设施、医疗设施、餐饮设施及教育设施的可达性相对较好,而休闲娱乐设施、金融设施、超市商场和公园广场的可达性相对较差;(3)服务设施多样性水平整体上较高,服务设施多样性较差的社区主要分布在郑州市主城区外围;(4)区域人口密度越高,服务设施综合可达性和多样性也倾向于越高,但仍存在服务设施配给与人口分布不匹配现象。
2024, 25(1): 97-104.
doi: 10.12186/2024.01.012
摘要:
基于科技创新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的理论逻辑,构建科技创新水平与共同富裕水平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度四川省科技创新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分析四川省科技创新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度情况。研究结果表明,2020—2021年四川省科技创新与共同富裕处于低水平耦合协调阶段,且呈下降趋势,省内发展差距较大,整体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结合实证研究,从积极推进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机制、夯实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基础及推进教育数字化和教育均等化方面提出通过科技创新推进四川省实现共同富裕的对策建议。
基于科技创新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的理论逻辑,构建科技创新水平与共同富裕水平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度四川省科技创新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分析四川省科技创新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度情况。研究结果表明,2020—2021年四川省科技创新与共同富裕处于低水平耦合协调阶段,且呈下降趋势,省内发展差距较大,整体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结合实证研究,从积极推进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机制、夯实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基础及推进教育数字化和教育均等化方面提出通过科技创新推进四川省实现共同富裕的对策建议。
2024, 25(1): 105-110.
doi: 10.12186/2024.01.013
摘要:
强化服务贸易竞争力韧性水平是新发展格局下保障经贸安全的重要举措。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金融、电信和专业服务等领域的高度自由便利化,为我国优化服务贸易环境与区域合作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与挑战。为此,基于STO、MS、TC指数对RCEP主要成员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服务贸易竞争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并非完全一致。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较为领先地位,但仍存在服务贸易依存度较低、集中于低附加值产业链、后向参与率高等不合理的结构问题。因此,应以全球区域价值链为主导,深入拓展与成员国服务贸易合作,优化服务贸易产品结构,强化服务贸易竞争力韧性水平,以确保经贸安全,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
强化服务贸易竞争力韧性水平是新发展格局下保障经贸安全的重要举措。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金融、电信和专业服务等领域的高度自由便利化,为我国优化服务贸易环境与区域合作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与挑战。为此,基于STO、MS、TC指数对RCEP主要成员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服务贸易竞争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并非完全一致。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较为领先地位,但仍存在服务贸易依存度较低、集中于低附加值产业链、后向参与率高等不合理的结构问题。因此,应以全球区域价值链为主导,深入拓展与成员国服务贸易合作,优化服务贸易产品结构,强化服务贸易竞争力韧性水平,以确保经贸安全,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