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 13卷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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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13(5): 3-4.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2.05.001
摘要:
幸福是人们主观愿望同客观状况及主观感受比较接近时而产生的心理上的满足感,其本质是人以理性超越动物性而逐步实现人性完善的过程。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是基础性的,但不能把幸福归结为物欲的满足,人应通过节制来调节本能与理智的关系以实现自我超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价值论的物本主义是对唯物主义的误读,人应协调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及心境与物境的关系来建设幸福生活;贡献是更高境界的幸福,人应通过贡献获取收获并借助收获推动贡献,使二者达至平衡。总之,幸福是人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创造与协调是幸福之源。
幸福是人们主观愿望同客观状况及主观感受比较接近时而产生的心理上的满足感,其本质是人以理性超越动物性而逐步实现人性完善的过程。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是基础性的,但不能把幸福归结为物欲的满足,人应通过节制来调节本能与理智的关系以实现自我超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价值论的物本主义是对唯物主义的误读,人应协调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及心境与物境的关系来建设幸福生活;贡献是更高境界的幸福,人应通过贡献获取收获并借助收获推动贡献,使二者达至平衡。总之,幸福是人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创造与协调是幸福之源。
2012, 13(5): 5-8.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2.05.002
摘要:
当今人们非常关注幸福问题,但对幸福的理解则歧义丛生。将拥有财富或快乐等同于幸福,视幸福为纯粹客观性活动,认为人能够"被幸福"或"幸福完全由自己决定",且幸福"与公正无关"等,这些都是当今社会人们追求幸福的认知误区。其实,财富只是幸福的物质基础,德行与健康才是构成幸福的更重要的因素;快乐不等同于幸福,将快乐提升为幸福是生活意义的根本要求;幸福并非纯粹客观的,而是一种体验和心理感受;人不能够"被幸福",真正的幸福源于主体的创造性劳动;幸福也并非完全由自己决定,它也来自于主体参与的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和谐环境的营造;幸福与公正密切相关,幸福蕴含着对公正的要求而公正又服务于幸福。
当今人们非常关注幸福问题,但对幸福的理解则歧义丛生。将拥有财富或快乐等同于幸福,视幸福为纯粹客观性活动,认为人能够"被幸福"或"幸福完全由自己决定",且幸福"与公正无关"等,这些都是当今社会人们追求幸福的认知误区。其实,财富只是幸福的物质基础,德行与健康才是构成幸福的更重要的因素;快乐不等同于幸福,将快乐提升为幸福是生活意义的根本要求;幸福并非纯粹客观的,而是一种体验和心理感受;人不能够"被幸福",真正的幸福源于主体的创造性劳动;幸福也并非完全由自己决定,它也来自于主体参与的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和谐环境的营造;幸福与公正密切相关,幸福蕴含着对公正的要求而公正又服务于幸福。
2012, 13(5): 9-26.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2.05.003
摘要:
希望过幸福的生活是人的权利,人追求幸福的愿望是与生俱来的,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任何人都不能剥夺。幸福问题是人所面对的所有问题中的终极问题——是一切目的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也是一切原因最终所导向的目的。探讨幸福问题就是探讨人类的精神出路,这是人类理性活动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然而人们对于幸福的认识即幸福观,却是大相径庭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思想家是人类的'大脑',政治家是人类的'双手'",3000年来思想家们关于幸福问题的思考,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幸福、认识幸福、创造幸福和把握幸福,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人类对幸福的认识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人类进入文明期不久,人们对于幸福问题的探讨还是初步的,认识也比较肤浅;意大利-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幸福问题的认识已比较深入,且带有强烈的反经院哲学的性质,言辞激烈但不够深刻;欧洲思想革命-启蒙运动时期,人类已比较成熟,对幸福问题的探讨也更深入,不仅讨论什么是幸福,更关注怎样才能幸福;近200年来人们关于幸福问题的讨论已较少关注物质层面的因素,而着重关心意识、观念、精神、制度等对幸福的影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预示的以消灭私有制、彻底解放生产力,从而建立和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可以满足实现人类期望的最大幸福的充分条件,是实现人的个人幸福和全人类幸福的必由之途。3000年"幸福论坛"的主要结论是:人是地球上唯一同时生活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拥有物理空间和思想空间的生物。人的生活离不开物质,但主要是精神生活;人的享受离不开物质,但主要是精神享受;人的幸福离不开物质,但主要是精神幸福。精神追求是人的幸福之路的唯一正确出口。值此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之际,人的个性张扬而又思想纷扰,人人都在自己的幸福观的支配下为"幸福"而奔忙,但不少人陷入误区、走上歧途。在这种情势下,回头看看人类幸福观的演变过程,听听先哲关于幸福问题的论述和争辩,对于矫治和修正自己的幸福观不无益处。正确地选择自己的价值取向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服务人民、造福社会的幸福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希望过幸福的生活是人的权利,人追求幸福的愿望是与生俱来的,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任何人都不能剥夺。幸福问题是人所面对的所有问题中的终极问题——是一切目的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也是一切原因最终所导向的目的。探讨幸福问题就是探讨人类的精神出路,这是人类理性活动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然而人们对于幸福的认识即幸福观,却是大相径庭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思想家是人类的'大脑',政治家是人类的'双手'",3000年来思想家们关于幸福问题的思考,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幸福、认识幸福、创造幸福和把握幸福,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人类对幸福的认识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人类进入文明期不久,人们对于幸福问题的探讨还是初步的,认识也比较肤浅;意大利-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幸福问题的认识已比较深入,且带有强烈的反经院哲学的性质,言辞激烈但不够深刻;欧洲思想革命-启蒙运动时期,人类已比较成熟,对幸福问题的探讨也更深入,不仅讨论什么是幸福,更关注怎样才能幸福;近200年来人们关于幸福问题的讨论已较少关注物质层面的因素,而着重关心意识、观念、精神、制度等对幸福的影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预示的以消灭私有制、彻底解放生产力,从而建立和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可以满足实现人类期望的最大幸福的充分条件,是实现人的个人幸福和全人类幸福的必由之途。3000年"幸福论坛"的主要结论是:人是地球上唯一同时生活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拥有物理空间和思想空间的生物。人的生活离不开物质,但主要是精神生活;人的享受离不开物质,但主要是精神享受;人的幸福离不开物质,但主要是精神幸福。精神追求是人的幸福之路的唯一正确出口。值此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之际,人的个性张扬而又思想纷扰,人人都在自己的幸福观的支配下为"幸福"而奔忙,但不少人陷入误区、走上歧途。在这种情势下,回头看看人类幸福观的演变过程,听听先哲关于幸福问题的论述和争辩,对于矫治和修正自己的幸福观不无益处。正确地选择自己的价值取向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服务人民、造福社会的幸福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2012, 13(5): 27-32.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2.05.004
摘要:
在自然与历史之间关系问题上,萨特尝试将辩证理性与分析理性结合起来,其以个人主体历史观为基础的唯我论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激进有余而建设不足,最终落入种族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列维-斯特劳斯则取消了辩证理性,赋予结构(或自然)以优先地位,其以无主体历史观为基础的先验唯物主义和唯美主义缺少激进性,最终成了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理论。巴迪乌的统一原则是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恰当融合,他在数学集合论视域内以自然与历史之间关系的非对称性为基础,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先验唯物主义中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对称性关系替换为集合理论中序数与基数之间的非对称关系,将激进性、平等原则和建设性融为一体,实现了自然与历史之间关系的范式转换,开创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视野。
在自然与历史之间关系问题上,萨特尝试将辩证理性与分析理性结合起来,其以个人主体历史观为基础的唯我论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激进有余而建设不足,最终落入种族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列维-斯特劳斯则取消了辩证理性,赋予结构(或自然)以优先地位,其以无主体历史观为基础的先验唯物主义和唯美主义缺少激进性,最终成了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理论。巴迪乌的统一原则是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恰当融合,他在数学集合论视域内以自然与历史之间关系的非对称性为基础,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先验唯物主义中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对称性关系替换为集合理论中序数与基数之间的非对称关系,将激进性、平等原则和建设性融为一体,实现了自然与历史之间关系的范式转换,开创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视野。
2012, 13(5): 33-39.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2.05.005
摘要:
奈格里基于工人主义和自主主义的理论传统,以政治性-主体性的逻辑构架,从历史理论的客观主义范式回归革命主体性话语,从结构转向主体。由此,他将列宁思想的发展史重组为工人阶级不断摆脱外在的政治调解和组织模式进而获取自身充足性和自主性的主体性生产过程,并以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后福特制"转型为现实基础,把列宁思想当代化地塑造为建基于新革命主体性模式的生产和共产主义解放规划的激进政治。从本质上看,这种重构逻辑试图走出纯粹结构层面的客观历史分析,使阶级关系彻底摆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客观必然性模式,恢复阶级斗争在历史运行中的中心地位,但因过度简化社会转型的动力机制和过分偏执于革命主体性视域,不可避免地摇摆在唯物主义与唯意志论之间,并带有强烈的审美乌托邦和相对主义色彩。
奈格里基于工人主义和自主主义的理论传统,以政治性-主体性的逻辑构架,从历史理论的客观主义范式回归革命主体性话语,从结构转向主体。由此,他将列宁思想的发展史重组为工人阶级不断摆脱外在的政治调解和组织模式进而获取自身充足性和自主性的主体性生产过程,并以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后福特制"转型为现实基础,把列宁思想当代化地塑造为建基于新革命主体性模式的生产和共产主义解放规划的激进政治。从本质上看,这种重构逻辑试图走出纯粹结构层面的客观历史分析,使阶级关系彻底摆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客观必然性模式,恢复阶级斗争在历史运行中的中心地位,但因过度简化社会转型的动力机制和过分偏执于革命主体性视域,不可避免地摇摆在唯物主义与唯意志论之间,并带有强烈的审美乌托邦和相对主义色彩。
2012, 13(5): 40-44.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2.05.006
摘要:
莫里斯希望建立艺术的社会主义有其反对现代机械文明和商业主义的社会思想基础,其主张废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艺术的社会主义的态度和目标是坚定的、明确的。从1850年代末至1890年代末,他利用诗歌、手工艺术设计、小说和演讲以及参与社会主义组织活动等多种形式进行社会主义宣传、鼓动和实践,倡导复兴中世纪哥特式艺术和手工艺术,这与他主张彻底实现社会革命、废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通过艺术和艺术化的劳动,建立人人快乐工作和生活、人人平等的艺术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互为表里。莫里斯献身于艺术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斗争精神是积极的和进步的,对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莫里斯希望建立艺术的社会主义有其反对现代机械文明和商业主义的社会思想基础,其主张废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艺术的社会主义的态度和目标是坚定的、明确的。从1850年代末至1890年代末,他利用诗歌、手工艺术设计、小说和演讲以及参与社会主义组织活动等多种形式进行社会主义宣传、鼓动和实践,倡导复兴中世纪哥特式艺术和手工艺术,这与他主张彻底实现社会革命、废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通过艺术和艺术化的劳动,建立人人快乐工作和生活、人人平等的艺术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互为表里。莫里斯献身于艺术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斗争精神是积极的和进步的,对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2012, 13(5): 45-46.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2.05.007
摘要:
货币宪法的提出已有半个多世纪,但我国货币宪法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既不深入也不系统。当下,面对后危机时代的经济萧条、旷日持久的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的主权债务危机,货币宪法学研究应广泛开展。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而言,货币宪法学应当立足于金融危机的真实历史与演变趋势,从宪法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对有关货币发行机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机制、货币与金融管理机制、货币发行监督机制等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探讨货币宪法的理论基础、价值定位、基本原则、体系结构,为构建货币宪法的规则体系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并为最终消除危机提供必要的制度准备。当然,货币宪法学的研究,不仅要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还应进行更多的形而下的思考以及个案分析;不仅要勾画出合理的货币宪法规则体系,还要着眼于其实际运作过程与动态发展变化。此外,鉴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货币宪法应当成为与经济宪法和财政宪法并立的部门宪法。这也正是货币宪法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所在。
货币宪法的提出已有半个多世纪,但我国货币宪法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既不深入也不系统。当下,面对后危机时代的经济萧条、旷日持久的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的主权债务危机,货币宪法学研究应广泛开展。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而言,货币宪法学应当立足于金融危机的真实历史与演变趋势,从宪法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对有关货币发行机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机制、货币与金融管理机制、货币发行监督机制等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探讨货币宪法的理论基础、价值定位、基本原则、体系结构,为构建货币宪法的规则体系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并为最终消除危机提供必要的制度准备。当然,货币宪法学的研究,不仅要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还应进行更多的形而下的思考以及个案分析;不仅要勾画出合理的货币宪法规则体系,还要着眼于其实际运作过程与动态发展变化。此外,鉴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货币宪法应当成为与经济宪法和财政宪法并立的部门宪法。这也正是货币宪法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所在。
2012, 13(5): 47-51.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2.05.008
摘要:
在具体的制度实践中,中央银行很少受到法律规制,因而导致货币权力的滥用并引发通货膨胀。应从宪法学角度研究中央银行权力的规制问题,以确保中央银行的存在有宪法上的依据,使中央银行各项权力的行使符合法治理念的根本要求。中央银行立宪主义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将宪法学上有关权利保障、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以及国家权力的配置与规范等基本理论,应用于中央银行的组织和运行过程,其研究对象是中央银行的宪政定位及其货币发行权。中央银行是作为国家公权力主体而存在的,是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和政府的银行。调整中央银行行为的法律,不应是建立在意思自治基础上的私法,而应当是宪法、宪法性法律及部门公法,并由此奠定中央银行立宪的规范基础。但是,一些实行联邦储备制度的国家,及实行私有中央银行制度的国家,甚至如英国等在名义上实现了中央银行国有化的国家,中央银行往往游离于宪政体制之外,几乎不受任何宪法性约束,这是货币宪法理论和中央银行立宪主义所要解决的首要难题。此外,中央银行立宪主义的研究还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即实证材料的真伪难辨,故在研究过程中应对各种史料和数据进行严格的甄别与筛选。
在具体的制度实践中,中央银行很少受到法律规制,因而导致货币权力的滥用并引发通货膨胀。应从宪法学角度研究中央银行权力的规制问题,以确保中央银行的存在有宪法上的依据,使中央银行各项权力的行使符合法治理念的根本要求。中央银行立宪主义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将宪法学上有关权利保障、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以及国家权力的配置与规范等基本理论,应用于中央银行的组织和运行过程,其研究对象是中央银行的宪政定位及其货币发行权。中央银行是作为国家公权力主体而存在的,是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和政府的银行。调整中央银行行为的法律,不应是建立在意思自治基础上的私法,而应当是宪法、宪法性法律及部门公法,并由此奠定中央银行立宪的规范基础。但是,一些实行联邦储备制度的国家,及实行私有中央银行制度的国家,甚至如英国等在名义上实现了中央银行国有化的国家,中央银行往往游离于宪政体制之外,几乎不受任何宪法性约束,这是货币宪法理论和中央银行立宪主义所要解决的首要难题。此外,中央银行立宪主义的研究还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即实证材料的真伪难辨,故在研究过程中应对各种史料和数据进行严格的甄别与筛选。
2012, 13(5): 52-57.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2.05.009
摘要:
为了探寻应对与化解当下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的有效途径,针对各国陆续推出的各种救市举措未能发挥实质性效果反而助推了危机的全球性传导甚至导致了一些国家濒临"国家破产"的尴尬窘境等问题,宪政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一条可能的破解路径。在立宪主义的视野下考量货币危机、货币体制、通货膨胀与政府财政权相互间的逻辑关系,对货币政策、货币权力的宪法规制等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货币立宪主义的规范结构中,无论是金融危机还是主权债务危机,其本质都是货币危机。货币危机的本质是由于国家货币权力失范所导致的宪政危机,而宪政危机可能是一种政治系统危机、价值认同危机、社会文化危机、制度构建危机、权力危机,无论是以哪一种危机或者危机组合的形式出现,宪政危机在实质上就是违背了尊重与保障人权这一立宪主义核心价值的权力危机。应从立宪主义的视角透视、分析并挖掘隐藏于金融危机或货币危机现象与问题背后的宪法现象和宪政问题,审视其中所隐含的独特的货币权力诱因。探秘货币危机与自由、民主和宪政之间的运作机理、逻辑内联性以及发展规律可以发现,货币立宪可能是应对与化解货币危机的有效途径,也是从根本上治理货币危机的必由之路,由此亦可促进、推动和实现宪政体系自身的更新与升级。
为了探寻应对与化解当下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的有效途径,针对各国陆续推出的各种救市举措未能发挥实质性效果反而助推了危机的全球性传导甚至导致了一些国家濒临"国家破产"的尴尬窘境等问题,宪政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一条可能的破解路径。在立宪主义的视野下考量货币危机、货币体制、通货膨胀与政府财政权相互间的逻辑关系,对货币政策、货币权力的宪法规制等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货币立宪主义的规范结构中,无论是金融危机还是主权债务危机,其本质都是货币危机。货币危机的本质是由于国家货币权力失范所导致的宪政危机,而宪政危机可能是一种政治系统危机、价值认同危机、社会文化危机、制度构建危机、权力危机,无论是以哪一种危机或者危机组合的形式出现,宪政危机在实质上就是违背了尊重与保障人权这一立宪主义核心价值的权力危机。应从立宪主义的视角透视、分析并挖掘隐藏于金融危机或货币危机现象与问题背后的宪法现象和宪政问题,审视其中所隐含的独特的货币权力诱因。探秘货币危机与自由、民主和宪政之间的运作机理、逻辑内联性以及发展规律可以发现,货币立宪可能是应对与化解货币危机的有效途径,也是从根本上治理货币危机的必由之路,由此亦可促进、推动和实现宪政体系自身的更新与升级。
2012, 13(5): 58-62.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2.05.010
摘要:
铸币税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政府非税收入,是货币当局通过发行纸币所获取的财富。为弥补财政赤字,扩大财政支出、降低失业率,政府有获取铸币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动机。作为货币发行机构的中央银行容易受到政府的干涉,通过超发货币以获取最大化铸币税。由此会引发货币扩张、通货膨胀等问题,最终损害到公民的财产权。现有的货币规则无法保证中央银行独立执行稳定货币的基本职责,惟有建立一种宪法性的制度安排,才能在促使货币当局担负起货币责任的同时,限制其权力的任意扩张。
铸币税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政府非税收入,是货币当局通过发行纸币所获取的财富。为弥补财政赤字,扩大财政支出、降低失业率,政府有获取铸币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动机。作为货币发行机构的中央银行容易受到政府的干涉,通过超发货币以获取最大化铸币税。由此会引发货币扩张、通货膨胀等问题,最终损害到公民的财产权。现有的货币规则无法保证中央银行独立执行稳定货币的基本职责,惟有建立一种宪法性的制度安排,才能在促使货币当局担负起货币责任的同时,限制其权力的任意扩张。
2012, 13(5): 63-68.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2.05.011
摘要:
基于包容性财富的概念,从生产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三个方面对我国1990-2008年间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我国的包容性财富以年均2.72%的速度增长,其中主要的贡献来自人力资本,而变动最大的是生产资本。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在带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加的同时,也带动包容性财富的增长。自然资本对财富的贡献持续下降,2008年比1990年减少近1/2。但自然资本对财富的负面影响被生产资本的大幅增加所抵消。这种高生产资本投资的增长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需充分评估政策对三类资本的影响,将政策实施目标从GDP增长转移到包容性财富增长,大力推动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加大对自然资本投资。
基于包容性财富的概念,从生产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三个方面对我国1990-2008年间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我国的包容性财富以年均2.72%的速度增长,其中主要的贡献来自人力资本,而变动最大的是生产资本。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在带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加的同时,也带动包容性财富的增长。自然资本对财富的贡献持续下降,2008年比1990年减少近1/2。但自然资本对财富的负面影响被生产资本的大幅增加所抵消。这种高生产资本投资的增长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需充分评估政策对三类资本的影响,将政策实施目标从GDP增长转移到包容性财富增长,大力推动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加大对自然资本投资。
2012, 13(5): 69-73.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2.05.012
摘要:
资本存量是研究诸多经济问题的关键变量,由于选取的样本数据、采用的估算方法及研究目的之不同,学者们的测算结果相差很大。运用永续盘存法,对基期资本存量、当年投资指标、投资品价格指数和经济折旧率进行设定计算后,估算出中国工业部门1981-2009年的资本存量,其结果比较准确可信,估计的投资流更为精确,可为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提供更全面准确的数据支持。
资本存量是研究诸多经济问题的关键变量,由于选取的样本数据、采用的估算方法及研究目的之不同,学者们的测算结果相差很大。运用永续盘存法,对基期资本存量、当年投资指标、投资品价格指数和经济折旧率进行设定计算后,估算出中国工业部门1981-2009年的资本存量,其结果比较准确可信,估计的投资流更为精确,可为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提供更全面准确的数据支持。
2012, 13(5): 74-79.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2.05.013
摘要:
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核算等都涉及资本存量的估算问题,由于估算所用方法和研究层面存在差异,其结果也不相同。运用永续盘存法以1978年年末的资本存量值作为初始资本值,对我国整体层面的资本总量进行估算发现:由于使用了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折旧处理,且折旧数据的处理采用的是分类折旧,估算结果与对资本存量进行折旧处理的测算较一致,相对于未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折旧处理的测算结果偏小。
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核算等都涉及资本存量的估算问题,由于估算所用方法和研究层面存在差异,其结果也不相同。运用永续盘存法以1978年年末的资本存量值作为初始资本值,对我国整体层面的资本总量进行估算发现:由于使用了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折旧处理,且折旧数据的处理采用的是分类折旧,估算结果与对资本存量进行折旧处理的测算较一致,相对于未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折旧处理的测算结果偏小。
2012, 13(5): 80-83.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2.05.014
摘要: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个金融多重的时代,面对金融危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主要国家都正在对自己的金融监管制度做出调整。我国的中央银行是金融监管的核心机构,但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金融分业监管模式,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权被其他机构分割,中央银行同其他监管机构也缺乏有效沟通,导致监管过程中出现低效率、多重监管等弊端。针对这些问题,有必要建立中央银行统一管理的金融监管模式,并建立中央银行与其他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及协商机制。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个金融多重的时代,面对金融危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主要国家都正在对自己的金融监管制度做出调整。我国的中央银行是金融监管的核心机构,但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金融分业监管模式,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权被其他机构分割,中央银行同其他监管机构也缺乏有效沟通,导致监管过程中出现低效率、多重监管等弊端。针对这些问题,有必要建立中央银行统一管理的金融监管模式,并建立中央银行与其他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及协商机制。
2012, 13(5): 84-90.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2.05.015
摘要:
我国高新区是以高科技产业化的方式来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进程的,具有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物质基础和环境条件。加快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是加快高新区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高新区转变发展方式和工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在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政府作用不到位,导致融合缺乏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创新环境不足,导致融合缺乏持续的自主创新能力;体制机制滞后,导致信息化与工业化缺乏相互促进的融合机制;环境支持乏力,导致融合缺乏环境支持等。因此,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提供深度融合所需的制度保障;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深度融合的源动力;积极调整体制机制,增强深度融合的拉动力;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完善深度融合所需的环境支持。惟其如此,才能在新的发展阶段实现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我国高新区是以高科技产业化的方式来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进程的,具有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物质基础和环境条件。加快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是加快高新区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高新区转变发展方式和工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在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政府作用不到位,导致融合缺乏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创新环境不足,导致融合缺乏持续的自主创新能力;体制机制滞后,导致信息化与工业化缺乏相互促进的融合机制;环境支持乏力,导致融合缺乏环境支持等。因此,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提供深度融合所需的制度保障;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深度融合的源动力;积极调整体制机制,增强深度融合的拉动力;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完善深度融合所需的环境支持。惟其如此,才能在新的发展阶段实现高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2012, 13(5): 91-94.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2.05.016
摘要:
闽台木版年画起源于中原,随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文化交流的扩大传播到闽南、再由闽南传播到台湾。在题材与形式上,泉、漳两地的木版年画与其民俗文化联系紧密且种类繁多,以表现民俗活动、历史传说、戏曲故事等为主;台湾木版年画与闽南木版年画类似而略有创新。就艺术特色与风格而言,闽南木版年画注重凸显以大红、朱红为底套印的形式美,采用水印为主的多版套色技法,版线粗犷,富有装饰性;而台湾木版年画既有泉、漳两地木版年画的元素,又有其海洋文化张扬个性和多元融合的特点,皆以水印多版套色为主,线条圆转多姿、曲动柔和。传统传承方式的落后和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了闽台木版年画在近代的衰落,以新的传承模式来对闽台木版年画进行保护和开发,是其再现活力的努力方向。
闽台木版年画起源于中原,随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文化交流的扩大传播到闽南、再由闽南传播到台湾。在题材与形式上,泉、漳两地的木版年画与其民俗文化联系紧密且种类繁多,以表现民俗活动、历史传说、戏曲故事等为主;台湾木版年画与闽南木版年画类似而略有创新。就艺术特色与风格而言,闽南木版年画注重凸显以大红、朱红为底套印的形式美,采用水印为主的多版套色技法,版线粗犷,富有装饰性;而台湾木版年画既有泉、漳两地木版年画的元素,又有其海洋文化张扬个性和多元融合的特点,皆以水印多版套色为主,线条圆转多姿、曲动柔和。传统传承方式的落后和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了闽台木版年画在近代的衰落,以新的传承模式来对闽台木版年画进行保护和开发,是其再现活力的努力方向。
2012, 13(5): 95-99.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2.05.017
摘要:
晚明时期重利趋商、西学东渐、尚奇等社会风尚,使书籍在设计上戏谑经典,具有尚奇的书名与内容、新奇的版式、多姿的插图。分层的版式设计、多样的插图形式、分色分版的套印技术以及不同文字形态的并置,使得晚明书籍具备了动态设计观的部分特点,促进了书与人的动态交流,显现了现代书籍形态的雏形。
晚明时期重利趋商、西学东渐、尚奇等社会风尚,使书籍在设计上戏谑经典,具有尚奇的书名与内容、新奇的版式、多姿的插图。分层的版式设计、多样的插图形式、分色分版的套印技术以及不同文字形态的并置,使得晚明书籍具备了动态设计观的部分特点,促进了书与人的动态交流,显现了现代书籍形态的雏形。
2012, 13(5): 100-105.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2.05.018
摘要:
在华夏民族看来,伏羲女娲是繁衍华夏民族的始祖。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形象基于当时的图腾崇拜,人们将认为具备神力的龙转移到他们身上使他们更有神力。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尾图像在汉代才开始出现并盛行于墓室之中,这显然同汉代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与方仙道房中术的修道成仙方式有关。之所以把这种伏羲女娲交尾图像置于墓室之内,是汉代人对于道教房中术迷恋的结果,他们深信伏羲女娲成为神仙是道教房中术在起作用,于是就把这种图像刻画于墓室之内,将伏羲女娲视为修道成仙的楷模。
在华夏民族看来,伏羲女娲是繁衍华夏民族的始祖。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形象基于当时的图腾崇拜,人们将认为具备神力的龙转移到他们身上使他们更有神力。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尾图像在汉代才开始出现并盛行于墓室之中,这显然同汉代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与方仙道房中术的修道成仙方式有关。之所以把这种伏羲女娲交尾图像置于墓室之内,是汉代人对于道教房中术迷恋的结果,他们深信伏羲女娲成为神仙是道教房中术在起作用,于是就把这种图像刻画于墓室之内,将伏羲女娲视为修道成仙的楷模。
2012, 13(5): 106-108.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2.05.019
摘要:
油画与中国水墨写意在即时表现和画法方面存在很多共通之处,二者融汇创新,最终生成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中国写意油画。中国写意油画面貌多样、各具特色,但作品中或多或少都具有传统思维与写意语言的特征和关于本土化语境的描述。随着对中国写意油画探索的不断深化,人们已从最初对技巧的关注转向了对作品内涵的深度挖掘,使写意油画越来越具有传统文化的韵味。应当敢于打破画种界限和艺术观念上的窠臼,在传承与变异的基础上建立属于自己的艺术话语和艺术评判标准,这对当下中国写意油画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油画与中国水墨写意在即时表现和画法方面存在很多共通之处,二者融汇创新,最终生成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中国写意油画。中国写意油画面貌多样、各具特色,但作品中或多或少都具有传统思维与写意语言的特征和关于本土化语境的描述。随着对中国写意油画探索的不断深化,人们已从最初对技巧的关注转向了对作品内涵的深度挖掘,使写意油画越来越具有传统文化的韵味。应当敢于打破画种界限和艺术观念上的窠臼,在传承与变异的基础上建立属于自己的艺术话语和艺术评判标准,这对当下中国写意油画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12, 13(5): 109-112.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2.05.020
摘要:
作为扬州古民居建筑装饰艺术的一个独特地域性符号,福祠因其祭祀性、主人身份地位的标志性、建筑空间的视觉引导性及砖刻的艺术性等特质而占有重要地位。扬州古民居福祠总体上依据中国传统建筑立面装饰形式,形成一个自下而上的三段式装饰。在装饰纹样的选用上,传统吉祥纹样与祭祀纹样和谐共存是福祠装饰艺术的一大特色。福祠与宅园合一的整体布局一道,彰显出扬派建筑的质朴与从容,具有中国传统设计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极高的地域审美文化价值,是不可多得的古代建筑装饰艺术样本。诠释扬州古民居福祠装饰艺术对中国当代设计的语意表达及扬州古民居保护和修缮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作为扬州古民居建筑装饰艺术的一个独特地域性符号,福祠因其祭祀性、主人身份地位的标志性、建筑空间的视觉引导性及砖刻的艺术性等特质而占有重要地位。扬州古民居福祠总体上依据中国传统建筑立面装饰形式,形成一个自下而上的三段式装饰。在装饰纹样的选用上,传统吉祥纹样与祭祀纹样和谐共存是福祠装饰艺术的一大特色。福祠与宅园合一的整体布局一道,彰显出扬派建筑的质朴与从容,具有中国传统设计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极高的地域审美文化价值,是不可多得的古代建筑装饰艺术样本。诠释扬州古民居福祠装饰艺术对中国当代设计的语意表达及扬州古民居保护和修缮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