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 17卷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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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17(2): 1-8.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6.02.001
摘要:
受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合力夹击,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面临巨大挑战。一是国际环境的挑战。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不少人认为,作为彻底革命和批判的解放学说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二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挑战。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兴盛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多种分配方式尤其是按要素分配的分配方式又进一步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三是执政党状况的挑战。一些党员干部的不正之风削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和接受,导致马克思主义遭遇信仰危机。四是西方思潮的挑战。人们在对西方社会思潮盲目崇拜的同时,愈加对马克思主义不以为然。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受到挑战有其深刻的现实原因:西方资本主义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是国际因素;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及其问题是国内因素;对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确态度是主观原因。针对挑战,我们应采取以下应对之策: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确保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推进理论创新,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注入生机活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使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性质在实践中得以充分展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与人民民主专政,打牢马克思主义制度根基,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供政治保证。
受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合力夹击,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面临巨大挑战。一是国际环境的挑战。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不少人认为,作为彻底革命和批判的解放学说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二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挑战。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兴盛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多种分配方式尤其是按要素分配的分配方式又进一步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三是执政党状况的挑战。一些党员干部的不正之风削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和接受,导致马克思主义遭遇信仰危机。四是西方思潮的挑战。人们在对西方社会思潮盲目崇拜的同时,愈加对马克思主义不以为然。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受到挑战有其深刻的现实原因:西方资本主义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是国际因素;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及其问题是国内因素;对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确态度是主观原因。针对挑战,我们应采取以下应对之策: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确保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推进理论创新,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注入生机活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使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性质在实践中得以充分展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与人民民主专政,打牢马克思主义制度根基,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供政治保证。
2016, 17(2): 9-15,29.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6.02.002
摘要:
进入21世纪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虽日益丰富,但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迫切需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科学品格和阶级品格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的精神动力,尊重并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学习品质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核心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一次次化“危”为“机”的经验累积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的现实动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机制主要体现在民主协商和科学调研机制、学习机制、党内民主机制和经验转化机制。充分发挥各种动力因子的内在优势,实现协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应对挑战的关键所在。
进入21世纪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虽日益丰富,但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迫切需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科学品格和阶级品格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的精神动力,尊重并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学习品质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核心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一次次化“危”为“机”的经验累积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的现实动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机制主要体现在民主协商和科学调研机制、学习机制、党内民主机制和经验转化机制。充分发挥各种动力因子的内在优势,实现协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应对挑战的关键所在。
2016, 17(2): 16-23.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6.02.003
摘要:
针对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症结,在现实问题和时代课题的推动下,马克思、恩格斯致力于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思想。就其发展过程而言,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即1844年以前的开始形成期、1844—1846年的基本确立期、1847—1867年的丰富深化期和1867—1895年的补充完善期。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主要包括:(1)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突破了以往的单一性视角,从世界观和历史观层面将意识形态明确界定为颠倒的先验体系,并在价值观层面将之区分为统治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2)阐明了意识形态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既唯物地强调了意识形态的物质根源,又辩证地分析了它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能动反作用。(3)论述了意识形态的必然性和规律。立足于唯物史观高度,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意识形态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运行轨迹。(4)指明了终结传统意识形态的必然性及其现实路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旦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即无产者和资产者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随之而起的无产阶级革命必将实践地超越资本时代,并将终结一切颠倒的和虚假的意识形态。(5)确立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建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摒弃了传统意识形态理论“批判一切”的虚无主义倾向,赋予意识形态以肯定的即革命的和批判的原则规定。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马克思义的现代意识形态理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支撑,有助于我们认清当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及其根源,从而采取正确的原则和策略来破解意识形态难题。
针对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症结,在现实问题和时代课题的推动下,马克思、恩格斯致力于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思想。就其发展过程而言,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即1844年以前的开始形成期、1844—1846年的基本确立期、1847—1867年的丰富深化期和1867—1895年的补充完善期。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主要包括:(1)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突破了以往的单一性视角,从世界观和历史观层面将意识形态明确界定为颠倒的先验体系,并在价值观层面将之区分为统治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2)阐明了意识形态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既唯物地强调了意识形态的物质根源,又辩证地分析了它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能动反作用。(3)论述了意识形态的必然性和规律。立足于唯物史观高度,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意识形态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运行轨迹。(4)指明了终结传统意识形态的必然性及其现实路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旦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即无产者和资产者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随之而起的无产阶级革命必将实践地超越资本时代,并将终结一切颠倒的和虚假的意识形态。(5)确立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建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摒弃了传统意识形态理论“批判一切”的虚无主义倾向,赋予意识形态以肯定的即革命的和批判的原则规定。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马克思义的现代意识形态理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支撑,有助于我们认清当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及其根源,从而采取正确的原则和策略来破解意识形态难题。
2016, 17(2): 24-29.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6.02.004
摘要:
图像凭借自身固有的符号架构传达着丰富的意义和讯息,这在敦煌壁画中得以充分体现。借助于极乐世界的特定主题景观,敦煌壁画呈现出肃穆庄严、和谐欢快的景象,烘托出极富感染力的场域和氛围。这种景观构造不仅给予世人以伦理道德规训,而且使其不自觉地产生彼岸与此岸、理想与现实的真假错觉,以至于油然产生对本真世界的不懈希冀。充满构境论色彩的这一景观世界及其镜像塑造,一定程度上是人们感性的视觉与理性的思想融合、统一的结果。它是无常的人生、人世间各种悲欢喜乐的抽象汇聚。通过这种艺术形式,技艺高超的画匠们在这个艺术王国中再现了人类非功利的超越性类本质。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以这种先验的方式表达了对自身不如意的生命存在和政治生活的抗议。
图像凭借自身固有的符号架构传达着丰富的意义和讯息,这在敦煌壁画中得以充分体现。借助于极乐世界的特定主题景观,敦煌壁画呈现出肃穆庄严、和谐欢快的景象,烘托出极富感染力的场域和氛围。这种景观构造不仅给予世人以伦理道德规训,而且使其不自觉地产生彼岸与此岸、理想与现实的真假错觉,以至于油然产生对本真世界的不懈希冀。充满构境论色彩的这一景观世界及其镜像塑造,一定程度上是人们感性的视觉与理性的思想融合、统一的结果。它是无常的人生、人世间各种悲欢喜乐的抽象汇聚。通过这种艺术形式,技艺高超的画匠们在这个艺术王国中再现了人类非功利的超越性类本质。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以这种先验的方式表达了对自身不如意的生命存在和政治生活的抗议。
2016, 17(2): 30-36.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6.02.005
摘要:
disposition是道德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其基本涵义是道德意向或道德性情。古往今来,许多道德哲学家都对此做过深入分析。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明确地将disposition视为“理性规训”,并且从伦理德性和理智德性两个层面强调了这一范畴的形而上意蕴。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从人性分析和人如何向善的角度,赋予disposition这一范畴以更加具体的内容。康德坚持人性善恶并存的观点,把disposition界定为向善的禀赋,并且赋予其三重内涵,即机械性质的自保自爱、人超越于物的类本质意识和敬重道德普遍法则的敏感性人格。另外,哈奇森也对disposition做出了自己的界定。哈奇森力图在情感领域确立一个秩序,以阐明道德意识结构,disposition成了他判断道德与否的一个易感性的尺度和关键位置,它指向何处,将直接决定人的道德善恶倾向。回顾以上这些哲学家们关于disposition的思想和观点,发现在disposition这个重要的道德哲学范畴里蕴含着伦理学的原初家园追求。精神世界、道德世界的理想无疑也是建立一种家园,让出于种种原因暂时不能在家园安顿的人,回归到其应有的居所。这个理想的实现过程,恰恰也是性情的调整、意向态度的觉悟、情感秩序的确立及灵魂的再安顿过程。
disposition是道德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其基本涵义是道德意向或道德性情。古往今来,许多道德哲学家都对此做过深入分析。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明确地将disposition视为“理性规训”,并且从伦理德性和理智德性两个层面强调了这一范畴的形而上意蕴。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从人性分析和人如何向善的角度,赋予disposition这一范畴以更加具体的内容。康德坚持人性善恶并存的观点,把disposition界定为向善的禀赋,并且赋予其三重内涵,即机械性质的自保自爱、人超越于物的类本质意识和敬重道德普遍法则的敏感性人格。另外,哈奇森也对disposition做出了自己的界定。哈奇森力图在情感领域确立一个秩序,以阐明道德意识结构,disposition成了他判断道德与否的一个易感性的尺度和关键位置,它指向何处,将直接决定人的道德善恶倾向。回顾以上这些哲学家们关于disposition的思想和观点,发现在disposition这个重要的道德哲学范畴里蕴含着伦理学的原初家园追求。精神世界、道德世界的理想无疑也是建立一种家园,让出于种种原因暂时不能在家园安顿的人,回归到其应有的居所。这个理想的实现过程,恰恰也是性情的调整、意向态度的觉悟、情感秩序的确立及灵魂的再安顿过程。
2016, 17(2): 37-42.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6.02.006
摘要:
以“救亡图存”为宏旨,以重建中华道德伦理秩序为目的,严复就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近代化问题展开了深入探索,提出了一系列伦理道德思想。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严复提出了“去私”和“利他”;在职业生活领域,严复不仅要求知识分子不慕荣利、为国尽责,而且要求官员需有士君子之风;在家庭生活领域,严复认为父母必须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而子女则必须有孝心且积极上进。严复主张,国家应担负起国民道德教育的重任,应建立有利于激发公心的制度体系,应弘扬“忠孝节义”的中华民族精神。严复重构社会伦理道德的做法与思想对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于当今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以“救亡图存”为宏旨,以重建中华道德伦理秩序为目的,严复就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近代化问题展开了深入探索,提出了一系列伦理道德思想。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严复提出了“去私”和“利他”;在职业生活领域,严复不仅要求知识分子不慕荣利、为国尽责,而且要求官员需有士君子之风;在家庭生活领域,严复认为父母必须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而子女则必须有孝心且积极上进。严复主张,国家应担负起国民道德教育的重任,应建立有利于激发公心的制度体系,应弘扬“忠孝节义”的中华民族精神。严复重构社会伦理道德的做法与思想对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于当今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2016, 17(2): 43-50.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6.02.007
摘要: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是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一大亮点。羁押必要性量化评估机制是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借鉴英、美经验,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所设计的一种羁押必要性审查方法。羁押必要性量化评估实质上就是对犯罪人员解除羁押或者非羁押性措施的风险评估,即通过对犯罪人员的个人情况、家庭情况、犯罪性质等因素的比较分析,揭示出可能支配他们继续犯罪或者妨碍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因素,从而构建定量的预测公式,对该种行为发生与否进行预测。我国羁押必要性量化评估机制的构建,在宏观上,主要是建立我国羁押必要性风险评估辅助机构和设计羁押必要性量化评估表;在微观上,主要包含一般程序和羁押必要性量化评估表的具体应用。羁押必要性量化评估机制的科学运行需要一定的保障措施:案件承办人应灵活运用羁押必要性量化评估表,应建立风险免责制度,做好非羁押措施的风险控制,以及完善内部监督机制。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是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一大亮点。羁押必要性量化评估机制是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借鉴英、美经验,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所设计的一种羁押必要性审查方法。羁押必要性量化评估实质上就是对犯罪人员解除羁押或者非羁押性措施的风险评估,即通过对犯罪人员的个人情况、家庭情况、犯罪性质等因素的比较分析,揭示出可能支配他们继续犯罪或者妨碍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因素,从而构建定量的预测公式,对该种行为发生与否进行预测。我国羁押必要性量化评估机制的构建,在宏观上,主要是建立我国羁押必要性风险评估辅助机构和设计羁押必要性量化评估表;在微观上,主要包含一般程序和羁押必要性量化评估表的具体应用。羁押必要性量化评估机制的科学运行需要一定的保障措施:案件承办人应灵活运用羁押必要性量化评估表,应建立风险免责制度,做好非羁押措施的风险控制,以及完善内部监督机制。
2016, 17(2): 51-57.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6.02.008
摘要:
目前我国的反垄断司法与执法深陷“越是反垄断,越是垄断不断”的困境,其根源在于以罚治恶的法治观众念根深蒂固,重惩罚、轻激励的法制模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资本逐利性与经济人自利性的暗合破坏市场的自在逻辑。为保障市场经济稳健运行,有必要坚持严惩与奖励并举,进而从“不敢垄断,不想垄断,不能垄断”之维,探索破解反垄断法律责任规制困境的新路径,从根本上确保各经济主体有序参与市场竞争。其一,应适当提高违法成本,引进最为严厉的刑事责任,健全反垄断惩罚性法律制度,以保障“不敢垄断”。其二,基于经济人的自利性和资本的逐利性,应构建以人性本善为预设、以奖扬善为旨要、以同创共享为内核的反垄断奖励法律制度,以实现“不想垄断”。其三,应设置相应的反垄断法律责任体系评估机制,培育公民的反垄断法制意识,以确保“不能垄断”。
目前我国的反垄断司法与执法深陷“越是反垄断,越是垄断不断”的困境,其根源在于以罚治恶的法治观众念根深蒂固,重惩罚、轻激励的法制模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资本逐利性与经济人自利性的暗合破坏市场的自在逻辑。为保障市场经济稳健运行,有必要坚持严惩与奖励并举,进而从“不敢垄断,不想垄断,不能垄断”之维,探索破解反垄断法律责任规制困境的新路径,从根本上确保各经济主体有序参与市场竞争。其一,应适当提高违法成本,引进最为严厉的刑事责任,健全反垄断惩罚性法律制度,以保障“不敢垄断”。其二,基于经济人的自利性和资本的逐利性,应构建以人性本善为预设、以奖扬善为旨要、以同创共享为内核的反垄断奖励法律制度,以实现“不想垄断”。其三,应设置相应的反垄断法律责任体系评估机制,培育公民的反垄断法制意识,以确保“不能垄断”。
2016, 17(2): 58-66,73.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6.02.009
摘要:
通过对我国2005—2014年知识产权犯罪人数与全国总人口数的统计数据分析可知,在宏观层面上,我国知识产权犯罪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在微观层面上,我国知识产权犯罪以商标权犯罪和著作权犯罪为主,被害人、行为人具有区别于一般犯罪的特征,除《刑法》侵犯知识产权罪一节规定的罪名以外还有其他罪名所包含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目前,我国在知识产权犯罪治理上主要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刑法与知识产权立法言人人殊,难以协调;二是行政处罚被奉为圭臬,刑罚效果弱化;三是司法与民众难以对接,自诉渠道威无所施。对此,我们应以罪刑均衡原则破解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设置;应采取打防并举、宽严相济的知识产权执法模式;应增强民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强化知识产权司法的专业性与可对话性。
通过对我国2005—2014年知识产权犯罪人数与全国总人口数的统计数据分析可知,在宏观层面上,我国知识产权犯罪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在微观层面上,我国知识产权犯罪以商标权犯罪和著作权犯罪为主,被害人、行为人具有区别于一般犯罪的特征,除《刑法》侵犯知识产权罪一节规定的罪名以外还有其他罪名所包含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目前,我国在知识产权犯罪治理上主要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刑法与知识产权立法言人人殊,难以协调;二是行政处罚被奉为圭臬,刑罚效果弱化;三是司法与民众难以对接,自诉渠道威无所施。对此,我们应以罪刑均衡原则破解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设置;应采取打防并举、宽严相济的知识产权执法模式;应增强民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强化知识产权司法的专业性与可对话性。
2016, 17(2): 67-73.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6.02.010
摘要:
榜样认同教育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工作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法,有助于促进大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理性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当前,传统的榜样认同在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面临微时代的特有机遇和挑战,微时代的开放性和去中心化、草根性和原创性、碎片化和隐匿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对传统榜样的认同。因此,我们在继续坚持和完善榜样教育,以弘扬核心价值观的优良传统和作为主旋律、主渠道的地位的同时,要结合微时代特征,借助微平台,塑造贴近时代精神的典型榜样;发挥微时代优势,创新符合时代发展的榜样教育新机制;吸纳微时代的新方式,建设符合时代主旋律的校园榜样文化。
榜样认同教育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工作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法,有助于促进大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理性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当前,传统的榜样认同在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面临微时代的特有机遇和挑战,微时代的开放性和去中心化、草根性和原创性、碎片化和隐匿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对传统榜样的认同。因此,我们在继续坚持和完善榜样教育,以弘扬核心价值观的优良传统和作为主旋律、主渠道的地位的同时,要结合微时代特征,借助微平台,塑造贴近时代精神的典型榜样;发挥微时代优势,创新符合时代发展的榜样教育新机制;吸纳微时代的新方式,建设符合时代主旋律的校园榜样文化。
2016, 17(2): 74-78,85.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6.02.011
摘要:
高校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形成长效机制,以推进该工作的常态化,同时应有所创新:创新涵育滋养机制,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创新熏陶育人机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创新实践养成机制,使学雷锋等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创新示范引领机制,树立先进典型,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高校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形成长效机制,以推进该工作的常态化,同时应有所创新:创新涵育滋养机制,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创新熏陶育人机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创新实践养成机制,使学雷锋等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创新示范引领机制,树立先进典型,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2016, 17(2): 79-85.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6.02.012
摘要:
大学生信教是目前我国高校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这种现象已经遍及全国,在民族地区尤其普遍。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高校传教活动更加频繁,传播手段越发先进。不少大学生、甚至是一些党团员,都不由自主地受到吸引,被各种宗教团体所俘获。大学生信教不仅影响到大学的正常学习秩序,制约和降低大学生的创新能力,而且还削弱甚至颠覆大学生的政治信仰,干扰高校的安定团结。破解该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牢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其一,加强科学精神的培养,引导大学生自觉抵御宗教迷信;其二,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使大学生自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其三,革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大学生的信念支撑;其四,开设相关宗教课程对大学生进行无神论教育,帮助他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宗教。
大学生信教是目前我国高校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这种现象已经遍及全国,在民族地区尤其普遍。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高校传教活动更加频繁,传播手段越发先进。不少大学生、甚至是一些党团员,都不由自主地受到吸引,被各种宗教团体所俘获。大学生信教不仅影响到大学的正常学习秩序,制约和降低大学生的创新能力,而且还削弱甚至颠覆大学生的政治信仰,干扰高校的安定团结。破解该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牢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其一,加强科学精神的培养,引导大学生自觉抵御宗教迷信;其二,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使大学生自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其三,革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大学生的信念支撑;其四,开设相关宗教课程对大学生进行无神论教育,帮助他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宗教。
2016, 17(2): 86-92.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6.02.013
摘要:
明清至民初时期,扬州古民居建筑每一处宅园一体的环境均属一个具有完整意义的文化空间,其结构层次包括界内文化空间、诗性文化空间和审美文化空间。书法艺术以其特有的时空形式参与上述文化空间的建构。富有地域文化和个人取向的书法艺术与园林艺术一起,将界内文化空间拓展为诗性文化空间和审美文化空间。在古民居建筑诗性文化空间营构中,书法艺术与空间意匠是一种互生的关系:一方面,宅园主人根据自身的人生经历、价值取向选择合适的诗词章句,通过书法艺术对建筑界内文化空间进行诗性化再创造;另一方面,书法艺术又是建筑文化空间诗性化意匠和其后审美文化空间创造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古民居建筑审美文化空间,是在诗性文化空间创造的基础上、在书法艺术作品特有的时空场域的介入和牵引下,观者在具体空间中对书法艺术作品通过仰观俯察、远观近察的观照,以凝神自省和畅神想象等一系列审美心理活动,所形成的意与境高度契合的空间再创造。这种古民居建筑文化空间的创造对于当今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建设模式选择,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明清至民初时期,扬州古民居建筑每一处宅园一体的环境均属一个具有完整意义的文化空间,其结构层次包括界内文化空间、诗性文化空间和审美文化空间。书法艺术以其特有的时空形式参与上述文化空间的建构。富有地域文化和个人取向的书法艺术与园林艺术一起,将界内文化空间拓展为诗性文化空间和审美文化空间。在古民居建筑诗性文化空间营构中,书法艺术与空间意匠是一种互生的关系:一方面,宅园主人根据自身的人生经历、价值取向选择合适的诗词章句,通过书法艺术对建筑界内文化空间进行诗性化再创造;另一方面,书法艺术又是建筑文化空间诗性化意匠和其后审美文化空间创造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古民居建筑审美文化空间,是在诗性文化空间创造的基础上、在书法艺术作品特有的时空场域的介入和牵引下,观者在具体空间中对书法艺术作品通过仰观俯察、远观近察的观照,以凝神自省和畅神想象等一系列审美心理活动,所形成的意与境高度契合的空间再创造。这种古民居建筑文化空间的创造对于当今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建设模式选择,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2016, 17(2): 93-98,108.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6.02.014
摘要: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夕为中国连环画艺术的第一繁荣期。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连环画自身优势的日益凸显,以及热情高涨的创作队伍,促进了我国连环画艺术的第一次繁荣。这一时期,连环画取得了以下成就:其一,题材与内容日趋多样化。这一时期的作品,选题面宽,古代、现代和其他题材并存;内容积极健康,以歌颂现实和表现文学名著为主。其二,形象塑造日趋个性化。这一时期的连环画注重表现剧本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塑造出了鲜明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其三,构图日趋多样化。这一时期的连环画突破了新中国成立前以中景为主的取景手法,适时选取近景、特写和远景,增强了连环画的可观赏性;在取景角度上,除了采取平视角度外,俯视、仰视,甚至斜视等各个不同角度构图也在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中大量出现;在构图上,多利用景物的大小、高低,线条的疏密、曲直,以及明暗的对比变化达到画面繁简、轻重、虚实、动静的完美统一。其四,表现手法日趋多样化。这一时期的连环画线描和国画手法比重较大,尤其工笔重彩、水墨、彩墨等传统手法的运用,增加了连环画的民族特色,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深受欢迎;另外,素描等西洋表现手法在连环画中也有积极的尝试。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夕为中国连环画艺术的第一繁荣期。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连环画自身优势的日益凸显,以及热情高涨的创作队伍,促进了我国连环画艺术的第一次繁荣。这一时期,连环画取得了以下成就:其一,题材与内容日趋多样化。这一时期的作品,选题面宽,古代、现代和其他题材并存;内容积极健康,以歌颂现实和表现文学名著为主。其二,形象塑造日趋个性化。这一时期的连环画注重表现剧本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塑造出了鲜明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其三,构图日趋多样化。这一时期的连环画突破了新中国成立前以中景为主的取景手法,适时选取近景、特写和远景,增强了连环画的可观赏性;在取景角度上,除了采取平视角度外,俯视、仰视,甚至斜视等各个不同角度构图也在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中大量出现;在构图上,多利用景物的大小、高低,线条的疏密、曲直,以及明暗的对比变化达到画面繁简、轻重、虚实、动静的完美统一。其四,表现手法日趋多样化。这一时期的连环画线描和国画手法比重较大,尤其工笔重彩、水墨、彩墨等传统手法的运用,增加了连环画的民族特色,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深受欢迎;另外,素描等西洋表现手法在连环画中也有积极的尝试。
2016, 17(2): 99-108.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6.02.015
摘要:
苏州博物馆新馆作为一座现代建筑,展现出中国传统建筑的元素特征,它将苏州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现代新颖的建筑理念巧妙融合,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融合的榜样。其一,中国传统文化含蓄、内敛、兼容并蓄,讲究“以和为美”。苏州博物馆新馆对这种“以和为美”传统的表达,体现在建筑形式的和谐上,不管是其整体色调或建筑体量,还是其用料选材或区域环境,都达到了视觉效果上的和谐统一。苏州博物馆新馆建造理念的内在和谐,则体现在布局理念、空间组织、人文精神等方面。其二,“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它不仅具有哲学的内涵,而且也贯穿美学发展的始终。苏州博物馆新馆在自然光线和自然景物的运用上,对“崇尚自然”的表达随处可见,并且别具特色,耐人寻味。其三,“美在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渗透着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和审美理念。苏州博物馆新馆对意象的挖掘和表达很贴切,如其灰色线条、叠落山墙所产生的感性世界。其四,“意境”同样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属于审美表达的最形而上的一种类型。苏州博物馆新馆在造景手法上颇得苏州传统园林的精华,山水、窗亭、水荷、古藤等意境的营造都别有一番趣味。
苏州博物馆新馆作为一座现代建筑,展现出中国传统建筑的元素特征,它将苏州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现代新颖的建筑理念巧妙融合,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融合的榜样。其一,中国传统文化含蓄、内敛、兼容并蓄,讲究“以和为美”。苏州博物馆新馆对这种“以和为美”传统的表达,体现在建筑形式的和谐上,不管是其整体色调或建筑体量,还是其用料选材或区域环境,都达到了视觉效果上的和谐统一。苏州博物馆新馆建造理念的内在和谐,则体现在布局理念、空间组织、人文精神等方面。其二,“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它不仅具有哲学的内涵,而且也贯穿美学发展的始终。苏州博物馆新馆在自然光线和自然景物的运用上,对“崇尚自然”的表达随处可见,并且别具特色,耐人寻味。其三,“美在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渗透着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和审美理念。苏州博物馆新馆对意象的挖掘和表达很贴切,如其灰色线条、叠落山墙所产生的感性世界。其四,“意境”同样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属于审美表达的最形而上的一种类型。苏州博物馆新馆在造景手法上颇得苏州传统园林的精华,山水、窗亭、水荷、古藤等意境的营造都别有一番趣味。
